按：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3期27-30页，这里是原稿。借此机会感谢编辑孟玮女士。
引子
2010年9月，颇负盛名的海归、分别执掌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的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在美国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文，抨击注重“拉关系”的科研文化在中国科学研究经费分配中的恶劣影响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更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争议。2010年11月8日，代表官方的科技部发言人驳斥了两位教授的观点。科技部发言认为，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体制是健康的，科学研究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2010年12月8日出版的《科学新闻》杂志第23期就此专门刊发了一个专题讨论。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先生在他的答记者访谈《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中，批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夸大了“拉关系”文化的影响。蒲先生特别指出，实际上，近年来迅速成长的一批科学家的成就，并不是靠“拉关系”取得的。蒲先生特别强调科研人员要提高自身修养，他说：“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制定项目指南及项目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施一公和饶毅在回应蒲先生的文章里表示，他们赞同加强科研人员自身修养的主张，但这跟他们呼吁改革国家科研体制的想法并不矛盾。
这次讨论的焦点，是科研系统中的经费分配问题。从各方所发表的议论看，近乎共识的观点是：我国的科学实验室获得的科研经费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配不公，少数精英实验室掌握了过分集中的资源;在政府过分注重组织“大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更有生命力的“小科学”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作为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努力，本文尝试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科学研究系统。
科研系统的制度与文化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科研系统的创新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反馈的结果，这个系统的主要行为者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及参与协调和管理科研系统的政府机构。我国的科研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地方研究机构等研究实体和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政府管理机构组成的。
科技部、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所管理的各类研究项目，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保证这些经费被高效合理地分配和利用，需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系统。这就产生了对科研制度的需求。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规一点说，制度是影响人们互动的一些人为的限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 斯科特(Richard
Scott)的观点，“制度是由认知的、规范的、规则的三个方面的结构和活动组成的，它提供社会行为的稳定结构和基本含义。”可见，广义的制度，不仅包含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法律、法规，也包含了社会规范、道德约束和文化基础的内容。
在国家科研系统中，制度的作用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提供信息，制订规则，从而大大减少了科研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科研人员在争取科研经费的时候，参照国家发布的指南，按照一定的程序申请、审批，才能有章可循，减少其他(比如人情等)因素的干扰。第二点，为资源合理流动提供便利。这里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设备、资金等。第三点，对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管理，提供创新的奖励机制。总之，制度决定了在科研活动中涉及的各类交易活动的结构。
现代制度分析学派认为，制度是通过三类不同的载体得以传承的：文化、社会结构和常规。有了这些载体，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权利范围内发挥作用。比如，一般而言，社会结构规定了行政系统、权力系统、政治体制和权威系统。在科研系统内，机构设置、隶属关系等等无不体现着科研制度的特色。文化是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承载者。制度对科研系统内部交易活动的约束，可以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正式的约束是通过规章制度和行政条例得以实现的，而非正式的约束则是通过文化来实施的。
诺斯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中通过教育和模仿得以代代相传的知识、价值观等影响人类行为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宗教、信仰、语言、习惯以及处事风格等等。文化可以是信念，传统，价值观，道德标准，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其对科研系统行为特征的影响，并并不比规则法令等正式的约束来得弱。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我国从欧美发达国家借鉴和照搬了不少科研系统管理的方法和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在中国并没有像它们在西方那样发挥着同样的效力。解释这个不同之处的要点，可能就在于文化因素等非正式约束力量。
中国的民族文化对科研系统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是代代相传的。惟其积累时间长，才可以代代相传，并难以改变。文化不是不能改变，而是改变它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换句话说，文化是个慢变量。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文化里，有些文化特质是对科研系统的正常运行起到积极作用的，有些特质则是有着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有些特质则是对科研创新有利有弊。影响科研系统运行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种，这里讨论几个笔者认为对科研活动影响比较明显的文化特质：
信任：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靠单打独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有互动，就有交易，有交易，就有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高，意味着科研人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人际关系上。相应地，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了。此外，由于科学研究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常常不仅需要内部团队一起攻关，而且需要跟外部人员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高度信任的文化环境下，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高效的。基于信任，当你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对方的时候，不会担心对方会自私自利地把本该属于你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同时，你也相信，在将来你需要对方的帮助的时候，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报你。这就是高效的、双赢的局面。相反，在互相猜忌、互相防范的心态下，知识的交流只会是低效的。遗憾的是，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信任度比较低的社会。“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谚似乎就是低信任度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重人情还是重规则：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要克服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困难，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比较详细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制度，来规范交易活动，提高交易效率。这里，尊重规则，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社会有着深入人心的“讲人情”的传统。因为“讲人情”，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很多时候，遇到问题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时候，通常大家想的不是国家有没有相应的规章条例，而是自己在有关部门有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帮忙。施一公和饶毅所抨击的中国科研体制下申请课题不重实力重关系的现象，是有深刻的文化基础的。
人人平等还是等级森严：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很多，比如家庭里和社会上的长辈和晚辈之间，单位里上下级之间，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不同的人种之间(比如种族歧视)，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员之间，以及科研单位里的高中级职称之间等等。一个崇尚级别和等级的社会，科研人员之间平等的交流和知识传播会受到很大阻碍。相反，一个崇尚人人平等的社会，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就会无拘无束得多。由于受孔孟文化的影响，中国跟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是一个重视社会等级的社会。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施一公和饶毅所批评的中国科研资源过分向一部分地位显赫的专家集中的现象。
集体主义或是个人主义：在一个过分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在科学界，人们获得社会认可的来源是他个人所创造的知识。因为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拥有知识或者好的科研点子的人往往不愿意在论文发表前跟别人分享。而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大家强调集体荣誉感，知识的分享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普遍认知里，中国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这对于中国科研系统的文化建设是个正面的信号。不过，强调个人主义，对于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也有其正面的好处。比如，个人主义可以催生个人英雄主义，激发个人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科研体系内的作用是有利有弊的。必须指出，在大科学时代，集体主义精神对科研实力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
喜欢还是尽量规避冒险：一个有冒险精神的民族，往往是进取心强的民族。在科研系统，强烈的冒险精神对于开垦新的研究领域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化里面，一直流躺着冒险精神的血液，这是好的一面。不过，冒险的另一面，是对规则的蔑视，对投机取巧的渴望，这是不好的一面。
上面这些文化特质，对科研系统的高效运作，要么有负面影响，要么利弊参半。其实，中国的民族文化里面对于科研系统的发展起到非常正面影响的文化特质也不少，比如说：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而且往往在艰苦的环境下激发出超人的潜力和斗志。这一现象，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另外，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高过世界平均水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有，中国人眼光长远，志向远大，不汲汲于眼前小成功，而是善于放眼未来。再者，中国人重视教育，尤其是舍得对教育进行投资，社会上也有比较好的尊重知识的氛围。最后，中国人崇尚勤俭节约，这一传统有利于在相对较少的经费投资下做出较大的贡献。
协调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努力改善中国的科研系统的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在制订规则方面多下功夫。我国科研系统的很多功能和组织结构设计，都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应做法，比如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设立，国家实验室的建立等等。我国由部委(比如科技部和专业部委)掌握自己的科技计划的做法，虽然是沿袭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体制，但在操作上，也引进了发达国家的机制。不过，毋庸讳言，这些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在宏观上模仿的多，而在微观操作层面，也就是在规则建立方面，中国特色的痕迹还是很重的。本来，舶来品要在本土健康发展，必须经历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自适应过程，我们对引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体制的优秀部分赋予中国特色有必要的。然而，这个赋予中国特色的过程，从文化层面上说，必须包括针对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弱点所进行的特别调整，而不应该是一个被中华文化同化的过程。
举例而言，在经费分配问题上，西方的凭业绩(merit-based)分配的制度，到了中国，不应该因为本土文化(重关系，轻规则)的影响就变成了凭关系(guanxi-based)分配的体制。相反地，我们应该制定经费管理细则，通过规则最大限度地限制靠拉关系获得经费的可能性。比如，在基金审批过程中明确规定并切实执行回避制度，制定详细的对违反规则者适用的惩罚条例等等。再者，针对科研经费过于集中到少数人和少数实验室的现象，可以在经费管理上，适当减少大项目，增加小项目的数量，从而重视小科学传统，增加科研经费的覆盖面。
其次，引导建设健康向上的组织文化。尽管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个慢变量，不容易在短时间改变，但是组织文化还是容易改变的。这里的组织，是指一个群体为了达到某一(或某些)目标而走到一起共同工作的地方。一个研究所，一所高校，一个学院或者系，一个课题组，都可以看作一个组织。
组织文化是相对容易改变的。这跟船小好掉头的道理是相似的。在一个科学研究组织环境下，建立互相尊重和信任、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严格遵守规则、鼓励团队精神、鼓励新想法新创举的文化，还是可以一步步做起来的。比如，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领导人物(大学校长，课题组长，研究所长，系主任等)要垂范，以身作则;其次是在招收新成员的时候，注意考察他们的个人素养和性格特点;第三，在新成员融入组织的过程中，强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传统。
本文从民族文化和制度建设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改善我国科学研究系统的效率问题，这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进行深入探讨。笔者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讨论队伍。必须指出的是，文化和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的影响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科研开发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一个国家的技术工艺水平与资金投入。不过，辅助性的因素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各种其它因素相当的条件下，辅助因素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