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4-25 16: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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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 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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