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台湾样本

台湾地区电子业发展史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它从1970年代启动，到1980年代爆发，1990年代成为中流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1、政府如何在竞争的环境下令中小企业成长；2、中小企业如何融入世界、而不是和世界隔离，从而取得竞争的位置，并逐渐积累优势；3、政府的政策如何从研发上帮助民间企业，而不是扼杀民间企业、培养官商。最终令整个社会经济受益的。

台湾的科技除了IT业之外，还包括工具机、生物医药等方面，但我主要谈的就是IT产业，以及芯片（IC）业。在这里，我会尽量完整地讲述台湾IT发展的经过，从它的农业时代讲起。

前戏：扎下自由经济的根

我想扯远一点，谈论台湾经济史上的两个人，由于年代很早，他们和科技发展关系不大，但他们却决定了如今台湾的经济的形态：自由经济、民间经济、参与开放世界的竞争而不是封闭，正是这些基本特征使得台湾的中小企业特别发达，并受益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

这两个人分别是“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尹仲容和第一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

国民党迁往台湾时，宝岛刚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不久，岛上日据50年留下的沧桑随处可见。台湾岛当时是一个农业岛，主要生产甘蔗、香蕉等，就算有工业，也大部是加工甘蔗的工业，其余零星的工业或是为了日本战争需要，或是作为日本本土工业的补充。

国民党治台后引起了严重的通胀，后来就有了台币改革（把贬值的旧台币更换成新台币）、美援的恢复、以及土地改革。其中土改强调赎买政策，先减租（最高37.5%），后由“政府”将多余土地从地主手中买下来，再卖给少地的农民。“政府”支付给地主的大部分不是现金，而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大厂的股票，农民也不是一次性把钱款交给“政府”，而是分十年还清。这样不仅农民还得起钱，实际上买地比租地出的钱更少，并且，地主由于有了股票和资金，开始经营起工商业来。台湾的土改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样本值得研究。

到了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算是稳定住了。这时，一个叫尹仲容的人走马上任。

尹仲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官僚，与宋子文相善，主掌过中央信托局。1951年，美国政府恢复供应台湾每年一亿美元的美援，这笔钱成了台湾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所以美援运用委员会成了几个重要机构。

1954年尹仲容实际掌管了美援委员会，1958年兼任“行政院”外贸委员会主委和“中央银行”总裁，成了集美援、金融、外汇、贸易、经济权力于一身的“财经沙皇”。如今，在大陆的历史上，有如此重大权力的人或许只有朱镕基可以与他相比。

但当时台湾面临的问题也和大陆曾经面临的一样，甚至更加复杂：1、金融管制；2、外汇管制、复式汇率盛行，如果要结汇，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一种叫结汇证的东西，否则不管是汇入还是汇出都受到管制；3、岛内物资缺乏，农业为主，转型困难。

当一个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计划经济的思路，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思路，不用动脑子都可以想到：如果事情不好，我主管者就应该立即插手。况且尹仲容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公务员，又是电机系毕业，更容易变成技术官僚，而技术官僚最信奉的就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

但在尹仲容的主管下，台湾经济却渡过了这个险滩，开启了一段号称“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的航程。这就不得不谈到蒋硕杰等经济学家的影响。

大陆有一批人现在对哈耶克推崇备至，却很少注意到，华人中还有一位哈耶克正宗的入室弟子，他就是蒋硕杰。

蒋硕杰信奉自由主义，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就职于北京大学，后去了IMF就职，尹仲容找到了他和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大中，力邀他们去台湾就职。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是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思想，流行政府管制，经济自由主义恰好处于低潮，蒋硕杰的所谓单一汇率、汇兑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还属于国际上的异数。但尹仲容却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岛内逐渐废除了结汇证、提倡自由贸易、有保护国内市场转变成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全球化中寻找机会。

相传蒋硕杰第一次见尹仲容时，感到尹是个技术官僚，没有什么好谈的。但他赠送给了尹一本书，J. E. Meade的《计划与价格机能》。尹仲容读完后，认定这是本有用的书，并特别注重几位经济学家的建议，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运动。

这次自由化运动造就了台湾经济的特质：政府放松管制、中小企业遍地、出口扩张导向、经济爆发式增长。1990、2000年代中国大陆沿海的中小企业就很像当年台湾的经济状况，可见，政府只要放松管制，是可以带来激烈竞争式的经济的，在众多活跃的经济个体中，通过互相竞争和互相吞噬，成长出大企业来是迟早的事情。但一旦政府加强管制，经济活力立即受到抑制，如果作为主体的企业无法成长，又谈何经济成长呢？

尹仲容死后，自由化运动留下了很大尾巴。一是金融等命脉行业仍然没有开放，这导致了台湾地下金融极为发达，金融弊案频现，1990年代以后台湾开始了金融改革，二是汇率统一了，却没有自由浮动，加上出口导向，最后积存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在1980年代台湾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游资四处掠夺，冲高了资产泡沫，也冲高了房价。三是政府控制论开始回潮，技术官僚们又开始谈论凯恩斯主义。这都要留给后人去解决了。

我很奇怪，为什么大陆完全按照台湾的步子又走了一遍，到现在民间金融的缺血、游资四溢、庞大的外汇储备、可怕的通胀，与当时的台湾何其相似，教训摆在那儿，却无人能够掌舵绕过，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悲剧。

1981-82年，台湾还爆发了著名的蒋王论战，其主角之一就是蒋硕杰。当时台湾政府为了摆脱石油危机，也采取了扩大政府开支、压低利率、注重GDP的手段，这方面的支持者就是王作荣。而蒋硕杰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社会不公，认为应当控制货币、稳定经济。他把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低利率斥之为“五鬼搬运法”，偷窃人民的钱财。

如果他在天有灵，此时此刻，又会有什么样的说辞呢？

台湾经济发展到1980年代，已经走到了门槛，如果没有IT业的发展和后来的第二波自由化，也许它也走入了困境。IT业让台湾搭上了一辆发展的快车。

入港：中小企业闯丛林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台湾IT发展之初，岛内地方政府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最初的江山是靠民营中小企业在血淋淋的生意场上拼出来的。

在谈论一个机遇时往往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二是机遇。

先谈技术层面：

这里，再回顾一下全球IT业内的事实，1977年，美国的苹果公司推出了Apple个人电脑，宣布个人电脑时代来临。苹果公司获得了如同今天iphone和ipad一样的成功，将它的竞争对手（当时是IBM，现在是微软和Google）甩在了身后。

但反应过来的IBM却做出了一桩伟大的决定：开放。以前的个人电脑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是一体化的，由厂商说了算，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形状的电脑。但IBM却把电脑大卸八块，告诉人们这是硬盘，那是内存，带个风扇照样发烫的是CPU，还有一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操作系统，每一样器官都是一个模块，把所有模块放在一起就拼凑成了一台个人电脑。这样，IBM可以向不同的厂商定制不同的器官，这造就了后来的微软（操作系统）、英特尔（CPU），还包括Epson（打印机）、Zenith（电源）、台湾的中华映管（显示器）等。

IBM这革命性的一步打垮了封闭的苹果，但最后，当一整条产业链成熟之后，证明没有IBM，产业链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台湾IT业也正是得益于此。

1960年代，由于尹仲容等人打下的自由经济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一批欧美和日本电子业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到台湾进行投资，把它纳入了全球化的格局之中。

早期在台湾投资的电子业包括收音机、电视机、显示器等等，公司则包括日本的三洋、日立、东芝、NEC等，美国的RCA、奇异、埃德蒙、西屋等，还有荷兰的菲利普。生产模式也和大陆一样，是来料加工。但时间长了，台湾人也从来料加工中积累了一些技术，出现了一些中小企业开始为这些大厂生产电阻、电路板等元器件。

1970年代末，电脑出现后，国外的一些小型机厂商也开始在台湾设厂，如王安电脑、Digital、德州仪器、IBM等。

而这时，台湾已经有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制造电脑了。

大陆现在这个时期与当时的台湾（以及以后的1980年代）颇为类似，充斥着山寨机，并且不注重知识产权，通过反编译等逆向工程获得技术，生产与原版机类似的机型在本地销售，甚至可以外销。

台湾第一家IT公司神通（1974）开始是以代理Q1小型电脑、英特尔处理器、Perkin-Elmer小型电脑起家，由于代理之后，需要装配和维修，开始培养自己的工程师。1977年，神通推出了自己的中文操作系统。宏碁草创之初也是代理商出身，并开始学习进程。全亚科技公司在1977年发布了第一台电脑学习机EDU-80。

另外，除了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之外，还需要第二个因素：机遇。

台湾的机遇充满了诡异之处，它是一个个中小企业主们在于政府和知识产权玩躲猫猫游戏时冲出来的：

1970年代初期日本的电玩风暴进入台湾，立即遭到了被山寨的命运。台湾的山寨产品质量不错，价格便宜，迅速占领了市场。

像大陆的山寨产品，大陆的山寨厂商们一旦不做山寨手机了，就立即转向山寨上网本。台湾的电子游戏山寨业由于知识产权问题遭到了政府的抑制，到1981年更是被禁止，也玩不动了，这时，有头脑的山寨厂商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玩什么，他们选上了正在崛起的电脑业。

于是苹果电脑遭殃了，1980年，宏碁推出了模仿产品小教授一号，模仿的是苹果一号。1981年推出小教授二号，模仿模仿苹果二号，不仅在岛内销售，也有了外销订单。

但宏碁随后就收到了苹果的起诉书，告其侵权，眼看电脑玩不转了，但宏碁又迅速转向，找到了IBM兼容机这个市场。当时的IBM颇有现在的联发科的味道，来者不拒，结果台湾的IT业正是找到了港湾，以后的发展都是围绕着IBM兼容机进行的。它们被收编到了国际产业链中，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最初时，政府对于这一切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只是由于自由经济的活力，才让台湾的经济找到了起飞的方向。如今的大陆也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如果政府不能促进行业发展，那么至少政府可以少管一点，少一些禁令，让市场自由发展，也许这就足够了。

找到了方向台湾IT业随后进入了一个政府与产业互动的时期，那么，这时的政府的作用又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润滑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研究院？

在本节中，我们要引入另两人。他们是“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和“工研院长”张忠谋。

1978年，在海峡两岸针对发展和促进科学分别召开了高级别的会议。在大陆就是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强调了科技是生产力，科技现代化是关键等等，当时，大陆刚刚结束了混乱，恰好处于解放思想的时代。

而在一衣带水的台湾也召开了另一个会议：台湾第一次科技会议，由于台湾经济已经遇到了门槛，下一步怎么发展，成了决策者头疼的问题，显然，低工资、低成本的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政府决定投入高科技信息产业，在这里寻求发展。于是，前期靠中小企业打江山的局面告一段落。

政府发展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赤膊上阵，或者推官商企业，如同大陆现在的发展思路一样，TD就是典型的官商产物，也是政绩产物。但这样的做法会扼杀中小企业的活力，而中小企业才是真正创新的主体。至于官商，最后都是靠垄断资源吃饭，至于真正的创新则很困难。比如现在的中移动、中石油莫不是靠垄断牌照赚快钱，当然它们还算稍微争气的，不争气的就像大唐，纯粹靠吃软饭拿政策单了。

另一种思路是从政策上推动，这样的说法不错，但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推动产业，却是值得思考的。

李国鼎恰在这时出现了。

李国鼎之前曾经担任过台湾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早期草拟过投资奖励条例，推动过出口加工区。后因为蒋经国不喜欢而下台，但他对台湾的经济非常了解，以至于蒋经国得履大位后，层邀他出面担任“行政院长”但被拒绝。

有人说，担任阁员的李国鼎不如辞职之后的李国鼎贡献大。虽然贵为“财政部长”，也只不过是个政府的门神而已，被大量日常事务所缠绕。一旦离任后，李国鼎担任了一系列的“闲差”，比如“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 委员、“行政院”应用科技研究小组召集人、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董事长，在这些看似边缘性的职位上反而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让他游走于中美两地、政商之间，寻找着发展台湾科技的最佳途径。

在李国鼎的力推下，台湾政府发展科技的措施包括：建立了新竹开发区，让科技企业落户，产生群聚效应，这样的做法使得新竹成为了另一个硅谷。

不过大陆的开发区多如牛毛，大部分都做成了房地产，除了少数如中关村有点儿影子之外，为什么大陆的开发区绝大部分都没有成为下一个新竹？

答案在于人才。1978年，李国鼎赴美为台湾“行政院”延揽了一批一流外籍专家学者作为顾问，制定政策，并开始大力吸引人才回台湾开展事业。到1991年止，新竹园区内135家企业有66家属于海归创业，其中44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

但这里又有一个疑问，如果你听说过大陆企业中星微，就知道它也是海归创业，并在纳斯达克上市，其董事长邓中翰已经成了人大代表和院士，但企业却懒得一塌糊涂，逐渐变成了官商企业，为什么就没法像台湾海归一样继续做技术？

答案在于，大陆的政府管得太多了，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以至于人一旦能够靠拢权力，就不再真正搞企业了。

台湾岛内政府虽然鼓励科技发展，却有个界限：企业的好坏需要放到全球化的市场上去竞争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准。政府不支持无法市场化的东西，不接受官商企业的哭闹，也不负责分配资源。台湾岛内政府的态度明确，扶持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企业，不管他以前是山寨企业还是别的。

如果邓中翰到了台湾，他面临的局面只有两种，要么灰溜溜失败，要么拼出来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至于想混政界捞资源照顾企业，这条路不见得完全不通，却要艰难得多。

至于免税等政策，各地都差不多，就不再详谈。

说到这里，就要引入台湾的“工业研究院”（“工研院”）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大陆也有叫中科院，几乎无所作为，除了叛逆者柳传志做出个联想，其余大部分的中科院系企业都长不大，依靠政策活着。

如果台湾“工研院”也是如此，那么也并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但“工研院”却成了台湾科技创新的润滑剂（其实我更愿意称它为引擎之一），“工研院”的做法有哪些特殊之处？

一是聘请一流人才。张忠谋就是人才引进的佼佼者。张忠谋，德州仪器全球副总裁，通用器材总裁。是当时美国公司中华人界少有的高管之一。1985年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力推“工研院”研究经费的50%必须出自企业，另50%来自政府，强调做企业的后盾，做对他们有用的研究，而不是做脱离实际的空想。

随后，1986年，台积电成立，张忠谋担任了董事长，成为了台湾半导体教父。

二是帮助企业购买国外技术，绕过知识产权障碍。送工程师到海外（如当时美国有名的王安电脑）培训积累技术。

三是帮助企业研究最新产品。其实在张忠谋之前，“工研院”的研究能力已经令人瞩目。“工研院”电子所与厂商合作开发台式机的最早案例，是与宏碁开发IBM PC XT兼容电脑。宏碁付给工研院1500万元，电子所负责开放硬件和BIOS，其余机箱、电源等由宏碁去找上游厂商做。1983年开发成功。1984年升级到PC AT。1986年，宏碁、电子所、佳佳科技相继开发成功32位电脑386，比IBM推出只晚了两个月。1989年推出486时，“工研院”的开发速度甚至超过了IBM公司本身。

在开发笔记本电脑时，“工研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台湾成为了世界90%以上笔记本电脑的制造商。

四是剥离成熟的研究项目成立公司。这主要反映在更基础的行业——芯片业（半导体，IC）上，芯片是IT业中更上游，技术含量更高的方向，台湾的几家大型IC企业多是从工研院直接剥离出来的。1979年，“工研院”电子所把积体电路示范工厂剥离出来成立了台联电。1987年，“超大型积体电路计划”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又剥离出来，成立了巨无霸台积电，由张忠谋自任董事长。一旦断奶后，则完全市场化运作，不拖泥带水。

根据2009年的统计，台积电营收89.89亿美元，占有全球晶圆市场份额的44.8%，台联电营收28.15亿，占有14%。

但“工研院”还在继续下着金蛋：1988年又剥离出台湾光罩，1994年，又剥离出先进积电公司。

芯片和IT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也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

或许我们从本节可以体会出政府的作用。政府不应该干涉市场的运营，而只是看市场哪里不完善，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政府也不应该掌握过多的资源，而应该将内部所有企业缺乏的资源从外部找来，交给合适的企业。政府更不应该强迫企业去做事，也不应该设置太多的障碍。总之，这样的政府接近于无为和让利，又再合适的时机做点什么，这一点，我们的父爱式政府能够承诺吗？

高潮：OEM到品牌

太累了。不得不偷懒。

一旦台湾的IT业出名后，媒体的报道很多，因此这一段的历史基本都可以在媒体上找到，故不再详述。

简单几句话：1980年代末，由于世界分工的原因，台湾的IT走向了代工之路，并在代工时掌握了更多的技术。这时才是创新和树立品牌的时机。于是出现了联发科集成芯片和华硕易PC这样的创新型产品，也出现了宏达电和宏碁这样的品牌，有的企业衰落了，但成就了一批成功者，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如果没有技术的积累，光试图拍脑袋搞创新，搞不成功就哭闹着向政府要政策，排斥其他厂商、打击民间企业，等于是在扼杀整个市场的活力，而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强烈反对TD和WAPI等伪创新，而支持华为、中兴、甚至那些山寨企业在真正的市场中拼杀，为他们唱歌的原因。

那些高喊着民族主义为自己牟利的人实际上是在残害我们经济的活力。

余韵：资本市场

最后谈一下资本市场。

这里，就引入了本文的最后一位主角戴立宁。

戴立宁曾经担任过台湾“证管会”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证监会主席。

前面谈到过，尹仲容的自由化运动没有涉及到金融业，以至于台湾的金融业一直是政府控制的，这对于民间企业、特别是中下企业、以及新发展企业非常不利，官营银行都变得像当铺一样，按抵押放款，没有抵押不放款，懒得去考察企业的实际情况。

结果，台湾造成了庞大的地下金融体系。

进入1990年代，台湾开始进行金融改革，引入民营银行，鼓励金融竞争。但刚刚起步时，对于已经进行到高潮期的IT革命显然不够。

台湾的创业投资体系有了长足进步，并在1994年后形成爆发，但这也只是一部分，对于需要更多投资的IC业，仅靠创投仍然不够。

于是，就要谈到证券市场的作用。

在戴立宁的任上，对台湾的证券市场进行了大力的改造。他的改革包括：

1、台湾证券市场的盘子太浅，于是他尽量降低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但要求加强企业财务披露制度。他以“果汁理论”来形容自己的作为，有的人喜欢100%的果汁，有的人喜欢10%的果汁，那么商店老板怎么办？商店老板会把所有浓度的果汁都摆出来，让顾客自己选择。由于投资者的品味不同，证交所也应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有的企业是现金牛，现在很赚钱，价格也高，有的企业现在亏钱，都未来可能会很好，等等，只要财务披露透明，就应该让顾客选择。

网易专栏作者方三文最近的文章也谈到美国证交所并不一定要求企业盈利才能上市，但要求财务透明，也是这个原因，他们不负责帮助顾客挑选果汁。

让审批制变成报备制，是一个政府从父爱式向现代政府过渡的标志之一，这会给民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更多的机会。

惜乎大陆的创业板推出来就成了废板，上市要求很高，结果土豆、优酷等真正的创新公司都不满足条件，一堆权贵公司却可以符合条件上市，于是，资本市场对于创新关闭了。

2、为了引进合格的投资人，放开QFII。

3、加强柜台市场，让好的、暂时不上市的公司的股权也能上柜进行交易，最终，柜台市场逐渐发展成了第二个证券交易市场，并且第三个，也就是所谓的兴柜市场也推出了。

90年代初台湾证券市场的改革正逢其时，那时台湾的晶圆市场恰好处于融资的高峰期，晶圆产品线的投资动辄上百亿，一般人很难投得起，而融资市场如果不配合，这个行业就很难兴起。

今天，我恰好收到一封信，谈到中国面板产业很差钱，是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一旦从资本市场无法融到资，就只能向政府去要，最后沦落为吃政策饭的企业。

一句话，我们的政策饭太好吃了，我们的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了，以至于企业吃到饭的太舒服，吃不到饭的太艰难。

本文的第2、3、4部分着重参考了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寰教授的新作《追赶的极限——台湾的经济转型与创新》（巨流，2010年12月），承蒙赠书，深表感谢。

本文的第5部分参考了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戴立宁先生的经历，感激不尽。

但本文观点均由本文作者负责，特别针对大陆科技政策的观点则完全来自本文作者，写作本文时亦未与二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