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望长安

这座城市的命运几度沉浮，性格几经扭曲：从汉唐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政治中心沦落为“一般”的城市；从地缘中心的开放之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都市到西北边塞；从首屈一指的文化遗存到忽视历史的断裂之城。

现在它的名字叫西安。对很多人来讲，这座城市复兴的缘起相当令人意外，几年前当地政府曾小心翼翼提出一项名为“皇城复兴”的计划，但“皇城”毕竟非长安，其中内涵差异望而可知。直到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它未来的定位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唯一一个中央直接赋予该定位的城市，地方官员才恍然大悟，心知终于“拿到了中央的一块令牌”。

意外很快成为理所当然。百年沉浮，千年沧桑，城头变幻大王旗里的朝代流变都无碍这座城市曾经的伟大。从周礼秦律、汉封狼居胥、盛唐三省六部制、兼容并蓄胡商异族，长安一直向上，不断向前，它的开拓精神指引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前两千年。即便在今天已经沦为“很一般”的二线城市，它也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家园，心安之地。

今天，这座城想要复兴往日荣耀，重归世界城市之林，在生产要素和社会制度都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当下，它还能依靠什么？是“控扼西北，地气所终”的区位优势，是所谓的科教文资源禀赋，还是城墙根吼出来的秦腔和一碗羊肉泡馍这些市井生活？在区域政策已日趋均衡的当下，它已经注定无法获得当初深圳、上海的特殊政策机遇，它还能依靠什么？

一些内生性的动力已经在这座城市的商业、政界等领域展露峥嵘：比如从老三线企业做到如今接近世界行业龙头的陕鼓；在“没有财政支持，没有前路可循”的情况下将唐文化重新演绎，赋予文化产业多元内涵的曲江新区；试图创新一个“第三代”新城范式，以生态治理引导产业发展的世园会主办地浐灞；以及重新定义西安“外向”性格的内陆国际港……

这些可能还不够，对这座如此渴望复兴的城市而言。要成为时下中国的“第三城”，要成为它自我定位的“世界城市，文化之都”，西安还需要展示更强势的向心力，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

可现实如何？西安人总是把十三朝古都挂在嘴边，总是乐于向外地人谈论秦始皇、唐太宗和汉唐时的盛世、兵马俑和陕博的珍宝。但在骨子里，西安人并没有与这座不朽之都地位相匹配的自豪，这些谈论流于猎奇心理，而非对这座城历史本身的热爱——对这座“二线”城市的感情，大多数人只是沉溺于其安逸生活，比如小吃。从出租车司机可看到这座城市市民的自尊和自律相较于上海、北京是何等薄弱。大量行为反映了当地人在潜意识里其实认为西安“很一般”，并没有一座伟大城市所应有的骄傲和行为自律。

自尊源于自爱，感情发于认同，温情始于怀念。从某种程度上，把京都奈良认作精神上的故乡的日本人（众所周知奈良是比照唐长安而建）比国人更为热爱西安，他们拍摄了一部关于长安的纪录片，他们谱下宛如故乡梦境的“遥远的长安”，他们在名为“永远之都”的片子里说，“都城虽然迁移到了北京，但比起智慧的积累，这个古都还绝不会输给谁”。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这是近年在西安出土的一块日本人的碑铭。现实的落差在于，长安、京都对日本人的归属感可以横贯唐室覆灭之后的整个一千年，而当下，长安对于国人甚至西安本地人的意义却只能到兵马俑、大雁塔、陕博里的鹦鹉纹提梁银罐这些器物中去找寻。

问题在哪里？在于文化和城市记忆的割裂，在于过去百年来功利刻薄的历史观。这其实并不仅仅是西安的问题，甚至并不是“物”层面的问题。而下，重建文化、承续传统，何其艰难。这座城市里有无数人物雕塑，有写下“闻道杀人汉水上”的杜甫、“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如今我们只记得他们的显赫名声，却忘了他们曾经生活在这里，将品格照耀尘世。

写罢此文已是深夜。一遍遍放着渡边雅二《遥远的长安》，忽然觉得生活在这座城市很幸福。一千年前的这个时候，牛李党争中的李德裕在长安城中工作到深夜，他坐镇武宗宫亲自为唐室指挥了好几场重大战事，半夜离宫回家的路上，他写下“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而今，包括武宗宫在内的大明宫宫殿群早已毁于战火，而诞生在长安的无数诗文典章却流传千古，影织着一代代中国人梦中之长安，精神之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