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11-24 15: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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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之问及其反响,透射出中国痛感缺乏杰出人才。其实,与之相关的是,优秀的机构在中国的命运也不是很好。

  枪打出头鸟和武大郎“相辅相成”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武大郎”习俗,只能比我差,不能比我好。两种习俗组成的一种文化,在中国没有绝迹,有时可能还很猖獗,仍然遏制中国出现突出的人才、突出的机构。这独特的文化习俗,与国家希望培养杰出人才、发挥杰出人才,背道而驰。

  枪打出头鸟不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机构。一个规模达七百八十人的研究所敢于出头,照样被瞄准。如果不被打掉,也有现代方式被冷藏。而且很巧妙,无法说是谁干的,被集体封杀,躲在集体背后做不对的事情就可以不负责任。

  “枪打出头鸟”指导下的文化性冷藏,无视国家需求、国家利益、国家投入、国家支持,也阉割全国科技工作者可以获得较好支持的一个新体制。

  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例子。

  被冷藏的研究所

  国内公正学者、国外专家,任何了解实情后,绝大多数认为:北生所是国内最佳的生命科学研究所。

  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于2004年成立的北生所,目的是探索中国科学体制改革的道路。北生所探索是成功了,它坚持高标准、高要求,适当支持。可是不仅其体制和经验没有推广,本身也经常面临各种困难,包括被回避、被冷藏、经费渠道迄今没有完全理顺。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习俗瞄准了一整个研究所。

  北生所以每年1到1.2亿的经费,做出的成就远超出国内同类生命科学研究院所,而已经有多个研究所实际使用国家年度经费是2、3、4亿。

  2011年的国际竞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成功。美国HHMI(休斯医学研究所)让全世界一些国家青年人才竞争“国际青年学者”经费。这种经费,毫无条件,受支持的自由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知识产权归原单位和国家。

  多个国家共七百多人参加此次竞争,最终获选27位,中国7位。

  中国的七人中四位来自北生所,另外清华、南开、科学院武汉数理所各一。而国内其他生命科学类研究所无一通过这一国际竞争入选。

  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曾在北生所蹲点总结经验,希望推广其体制,使全国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优秀的年轻科技人员,能和NIBS的研究员一样,在适当的支持下、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

  但是,迄今,不仅全国不能得益于国家已经试验成功的体制,而且因为北生所成就突出,整个研究所被边缘化。其研究员常被排除在各种评审之外,被国内屏蔽在杰青、院士选举之外。北生所研究员的成果不被国内肯定和认可。比如,完全相同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在其他所出现的被称为全国近5年来最重要的两项基础研究成果之一,而北生所的一模一样的工作就没有被当成重要成果。实际上,这样的成果在北生所就不是最好的。

  北生所的实践证明好的体制在中国可以大大提高国家经费使用的效率。2004年,北生所年度经费一亿(包括新建研究所的仪器购置),当时是生命科学支持最强的研究所。2011年,人数已达七百八十人的北生所还是仅1.2亿。而几年来,国内其他研究所经费大增,有些超过和远远超过北生所的经费。而且现在不止一个研究所的工资达到北生所、有的研究所房帖福利超过北生所。而它们的体制尚未普遍改革,没有在支持提高的情况下相应提高标准、提高要求,继续让博士后回国直接从正教授起步,其后评审远不如北生所严格。只要不是各方面极差,在其他研究所不会被开除。

  有人抨击北生所获政府拨款较多,而其他单位是竞争经费。且不说其他单位拨款近年增加,而事实上,北生所的要求高很多、评审严很多,而做不好就要开路,包括在Science杂志发过文章的,都可能被开除。竞争经费是否就公平合理?如果竞争很讲学术,那么是。但是,目前中国国情下,竞争水分很多,实际通过关系而不是靠学术获得经费的大有人在。国家实质投入其他研究所的经费多于北生所,却无法要求它们尽快改革。所以,几年下来相对比,北生所使用经费的效益高很多。

  北生所成功后,国家希望推广其经验而阻力重重,其体制未能扩大到全国,未能让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受益,而且研究所基本被边缘化,如果不是冷藏的话。

  我们中国有一种什么习惯势力,导致国家花了代价、而且成功的实验,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推广价值?

  北生所面临困惑

  一个成功的研究所,本该意气风发。

  可是,北生所的研究人员却遭遇困惑。

  面临中国的国情,成功地运行了7年的北生所,近年也开始出现变化。

  对于专心科学研究、专心学术的年轻人,北生所是极佳去处。

  对于要学术以外“个人发展”的年轻人,北生所就没有吸引力。

  北生所招聘近年开始难起来。年轻研究人员,如果从个人利益看,而不从学术看,去北生所就很“划不来”,因为经费不多于其他单位、而职称低、要求严,学术不好还可能被开除。

  有些人要离开北生所去其他研究所。原因是:在北生所,他们做出很多工作,还只能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而同等成就在国内其他单位可以做生物的院士。前几年,因为北生所经费多于其他所,工资高于其他单位,他们还不愿离开。这几年,不少人愿意离开北生所去其他所。因为,近年其他研究所经费实际已经高于北生所,现在有其他所可以给出同等或更高的工资,而且可以马上成为正教授。这些所的实际标准、对他们的要求都低于北生所,更无需担心高标准的国际评审。所以,离开北生所对他们个人“有益无害”。

  这样的现状,将如何导向在国内工作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对于北生所研究员个人来说,他们今后是站着、还是趴着进入院士行列,其意义大于他们个人。

  中国生物学界的两种选择

  今后,对于在中国生物学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明显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加入改革后的新体制,目前已经全面实行的是北生所和实行新体制后的北大、清华生命科学学院、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据信还有其他研究院所开始和准备同类改革: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人员,给予必要的支持,但高标准和严要求。与国外优秀大学职位同等,从助理教授起步,经过副教授到正教授。在西方、在香港台湾只能做助理教授的,在这些改革后的单位也只能做助理教授,达到国际较好大学副教授水平才能做改革后体制的副教授,而正教授需要在国际上可以比拟的工作。

  另外一种是以目前认为“成熟”和“聪明”的中国人为号召和代表:需要懂得如何在中国“为人”,不是要堂堂正正而是要懂得低头,那么学术上只要达到国际优秀大学副教授水平,就可以做院士。

  选择一种模式在国际上堂堂正正、但是冒着在目前国内可能边缘化的危险,选择另外一种模式在国际上拿不出手、而在国内、特别是非科学界能得到顶礼膜拜和附加利益。

  我相信,中国科学界,包括生命科学与医学界,改革将继续是主流,无论速度如何,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科学界终将坚持追求卓越,而不是平分利益。中国科学界,逐渐能够赶上中国本身近代史上学术的高峰,其后大规模迈向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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