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原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诸学农办完离职手续，如释重负地走出奋斗了一年多的公司大门。 他的离职在同行间引起强烈震动。因为这家位于清华西门以西，靠近圆明园南门一栋不起眼的小楼的门前，还挂着另外一块牌子：“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在全国只确定设置两个研究中心(另一个准备给上海生物芯片公司)，北京博奥是半支“国家队”。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博奥的任何变动似乎总被外界理解为国家生物芯片业发展的晴雨表。
“诸总已经离职。”北京博奥总裁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同时称不知诸的具体去向，也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
同时被证实的还有，诸学农总裁职务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主任程京博士兼任。
去年11月，诸学农还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博奥目前非常有市场前景的如胎儿诊断芯片和判断基因缺陷的主动式芯片将陆续于明年作完SDA临床试验后，推向市场销售，这将是笔大收入”，“高新技术产业化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如今才过7个月，谁最先失去了耐心?
有意思的是，在博奥重组万东的“五年计划”中，第一年亦即今年的营收为0，第二年却剧增为1亿元人民币，其后逐年缓慢增长为：1．39亿元，1．52亿元，1．65亿元。
无独有偶。此前，在生物技术领域，被认为目前国内最好的生物制药公司深圳科兴销售副总辞职去了成都，沈阳三生的销售副总也因病离开。据悉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正面临继续不断投资建设和归还贷款的压力。一业内人士称没有想到年轻的生物芯片不祥之兆也提前到来。
资本困局
生物芯片似乎从一开始就靠肥美的资本喂养着。
北京博奥在生物芯片领域被业内公认为是国内最好的企业之一。2002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将北京评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公司之一。
从成立之初博奥就作出种种尝试，力图摆脱高新技术产业所必然面临的资金困局。
到目前为止，博奥公司总注册资本已达3．46亿元人民币。同时，由于争取到“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牌子，意味着国家科技部还将在五年内为其投入近1亿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
但在今年3月1日，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对万东医疗(600055)控股股东北京万东医疗装备公司(是北京市医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进行重组进入股市。
博奥的一位副总曾对记者透露，“博奥每年亏损近千万元”。并且由于同时还面临着占地70亩，总建筑面积25000平米的北京国家生物芯片工程基地巨大投资的压力，万东医疗曾以“与博奥门不当户不对”拒绝重组，最终北京市有关高层一锤定音。而据万东医疗的有关人士称，虽然生物芯片的前景不错，但谈经济效益是不现实的，博奥的产业化也在做，但销售收入很少，“国内的生物芯征企业一般都是亏损的。”
生物技术业“远大前程”与“艰难时世”的矛盾同样在博奥身上难以调和。
连北京博奥都处境如此，其他的可想而知。据称大部分生物芯片企业已经用完第一批融资。
于是，寻求上市融资或吸引风险投资成为这些老板们近期艰难而又主要的功课。
今年破天荒地获得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500万人民币贷款的上海数康生物科技公司，正在谋划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圈钱，弥补研发资金的不足。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取的其上市融资资料称，上海数康打算由中银国际主承销，希望融资6亿港币，其给股东开出的承诺支票是如果顺利上市，今年纯盈利达到7000万港币，但业内人士对此并不乐观。
马上拿到国家药监局(SDA)关于丙型肝炎生物芯片诊断试剂一类证书的深圳益生堂公司也小心翼翼，在这些项目研发领域投了4000万元后，目前也面临着1．7万平方米生物芯片基地、2亿总额的投资压力，尽管此前未向国家要一分钱，现在不得已低头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开出的条件则是：等你拿到新药证书，我贷给你一个亿!
而目前能通过国家药监局新药审批的生物芯片，却寥寥无几。即使上市，像北京博奥的曲线完成，总与官方的鼎力支持脱不开干系，又有多少企业如此幸运?
产业化难题
即使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压力，但投身于生物芯片的企业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日趋增多之势。据权威人士预计，目前全国不少于50多家。
有人对此尖锐指出，这种一窝蜂现象，是假象繁荣。
“数目太多，规模太小，造成资源大量浪费，如果把这些资源集中起来，创造力会加大，产业化进程也会得到加快”，一业内人士批评说。
其最明显特征，获得SDA认证的只有两家。而没有认证就不能公开商业化销售，更不能直接销往医院临床使用。
对于此前众公司纷纷声称推出了某芯片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并经过专家认证，云云。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还处在送报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复核和检验途中。所党委副书记傅兴治先生声明，“要想获取SDA批文，必须要走我们这一关。”
7月7日，美国休斯顿大学美籍华人教授高晓莲回国寻找厂商合作生产生物芯片，在国电卫几大厂商转了几圈后，忧虑地表示，目前国内具有广阔前程的生物芯片产业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SDA认证寥寥无几，怎么商业化？产业化更是句空话”，与高晓莲教授进行过深层次探讨的刘占朱也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刘曾经是国家经贸委装备技术司(原科技司)技术促进处处长，他从1997 年就开始关注生物芯片在国内的发展，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与深圳益生堂的合作 ，项目正是由他一手促成。
中国提出生物芯片战略性产业化并不比国外晚。1997年，国家科委(现国家科技部)在北京香山召开了第80次会议，专门研讨生物芯片的发展大计，后来这个被业界称为“香山会议”的改变了中国生物芯片--当时决定必须搞生物芯片。
1998，工海、南京、深圳等地的生物芯片研发企业陆续涌现，但规模化还是近两三年的事。
2000年2月29日，程京博士应邀在中南海为国务院办公厅举办的第十次科技讲座汇报时，向朱总理提出“发展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芯片技术”的建议。于是国家提出生物芯片战略性产业化的计划。
但是，到了今天，产业化成了生物芯片的沉重话题。
生物芯片商业化进程之缓慢出乎当政者意料。这是由于生物芯片技术难度很大，生产周期长成本很高，导致难以形成规模，而且即使形成规模，其高度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也难以把握。美国虽然已经有多个生物芯片上市公司，产品也五花八门，但至今没有，一家公司的产品获得美国FDA认证。
目前，全球生物芯片有70％-80％的比率使用在研究与开发上。即使目前在研究开发生物芯片方面全球最具实力的美国 Affymatrix公司，其产品单价非常之高，导致市场推广举步维艰。
专家认为，未来生物芯片的最大市场是诊断药剂的应用领域，而在该领域，价格便宜、成本低的药物将成为技术主导的关键因素。但是，现在一个研究开发用的生物芯片高达上千美元。
整个生物芯片行业承受着巨大压力。
香港台湾工商联董事、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的陈自创博土则指出，中国要搞生物技术产业化，存在四大不足；商业化、国际化、融资和人才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风险投资商说：“生物芯片前景广阔，但我们现在不打算投，怕打水漂。”
被誉称美国“德州生物科技之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人生物技术科学家林文杰则宽容地提醒，生物芯片是长线投资，不能急功近利或短炒操作，否则会重蹈网络泡沫覆辙。
在这种前景下，有人担心，那些生物芯片公司中有多少还能融到第二桶金，去捱到产业化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