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院领导主持重大项目时，挂名号称“举全院之力”，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唯恐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小人是逼出来的”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