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频发,乱象丛生:被功利绊住的中国学术圈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9-07 15: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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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院领导主持重大项目时,挂名号称“举全院之力”,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唯恐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小人是逼出来的”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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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好狗的高级玩具 引用 删除 hoggy   /   2010-09-10 14:52:11
有本事还是跳出来,这种官僚垄断体系下的国有企业、政府和高校,支撑不了多久的。

不要浪费了青春和才华。
徐好狗的高级玩具 引用 删除 hoggy   /   2010-09-10 14:51: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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