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SCI “始作俑者龚昌德”的故事

　　中国SCI “始作俑者”的故事

　　现在中国科学界骂SCI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博士无法按时毕业跳楼，是SCI的错，副教授没能晋升教授跳楼，也是SCI的错，海龟考核不通过跳楼，还是SCI的错，一夜之间，SCI成为专杀知识分子的魔鬼，成了洪水猛兽。每次悲剧发生后，总有人出来声讨那个SCI的始作俑者，是哪个 “混蛋”提出这种馊主意?

　　大家都知道，SCI评估体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最先引进的，而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南大物理系系主任的龚昌德院士。SCI造就了南京大学的奇迹，SCI论文数连续7年雄居榜首，SCI论文被引用数连续5年当“领头羊”，这期间南京大学还产生的多位全国SCI个人王。短短几年时间，南京大学刮起的SCI狂潮席卷全国，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效仿，随着各单位SCI论文奖励的不断升级，SCI个人王的记录屡屡被刷新，论文造假、注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学术垃圾被制造出来，很多学者认为是SCI催生了“学术大跃进”。个人认为，SCI大跃进与中国科研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有关，SCI不幸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把问题归罪于SCI或“始作俑者”，显然有失公允。

　　龚昌德院士提出SCI评估的初衷是美好的，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学百废待兴，然而一些不太好的苗头很快出现了，有些科研工作者有点急功近利，在国内期刊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喊：国际水平，国内领先!龚先生对这种现象比较反感，他认为：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是否国际水平，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领导说了更不算，国际同行说了算。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南大老校长曲钦岳院士采纳了龚先生的建议，在南京大学率先引进SCI评估机制，从此南大教师喊口号的少了，埋头做研究的多了，这成就了南京大学后二十年的辉煌。

　　任何一项改革和措施都是双刃剑，不能指望只得到好的一面，而可以完全规避不好的一面，SCI的情况也一样，九十年代中期，龚昌德先生已经发现用SCI数评估科研成果不够科学。当时南大物理系在闵乃本院士的努力下，设立了专门针对青年教师的“克立”奖研金，每位获奖者每个月可以获得额外的1000元的补贴(这在当时比教授的工资还要高)，最初评定克立奖研金的依据就是SCI论文数，龚先生认为“以数取胜”有违克立奖的宗旨，奖研金应该鼓励年轻人做高水平的文章，而不是滥发SCI论文，他强烈要求用影响因子替代SCI论文数作为发放奖研金的依据，克立奖评委会采用了龚先生的建设性意见。

　　应该说，龚昌德院士倡导在基础性科研成果中引入SCI评估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他本人非常反对过度追求SCI论文数，他总是要求他的学生尽量把工作做细做系统，要求学生把文章投PR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接受同行的检验，由于龚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这位SCI“始作俑者”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

　　几点反思：为什么SCI会被妖魔化?在科研管理上滥用SCI是罪魁祸首，唯SCI，一刀切、大跃进的简单管理模式，让科学的SCI变成人人谴责的 Stupid Chinese Idea。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SCI崇拜带来的恶果，近年，不少名校已经开始探索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科学评估体系。毫无疑问，SCI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SCI有它积极的一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科研论文质量和青年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加速了我国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其实，SCI应该在如何提升中国SCI杂志的数量和质量有所作为，特别是如何引导中国学者把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杂志上，进一步，如何吸引国际专家把文章投给中国的杂志，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要走的路还非常漫长，至少国内杂志的编辑水平先SCI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