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丹红到廋肉精-百姓如何学习化学常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4-06 14:29:50 / 个人分类:食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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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红一号:肯德基、麦当劳、双鹤药业、红心蛋、卵磷脂胶囊

  孔雀石绿:福建、江西及安徽等地出口的鳗鱼产品、河南郑州市场上的鱼、三款“珠江桥牌豆豉鲮鱼罐头”被查出含致癌物、港注册鱼场鲮鱼、多宝鱼

  吊白块:豆腐、粉丝、牛肚等

  三聚氰胺:河北三鹿奶粉、伊利、蒙牛

  廋肉精:河南双汇“健美猪”、雨润食品(之前涉及冷鲜肉问题)

  福尔马林:毛血旺、鳗鱼

  地沟油:

  皮脂奶:

  避孕药:鳝鱼

  面粉增白剂:面粉

  敌敌畏:海南毒豇豆

  黑色素:假泰国香米

  亚硝酸钠:腌制食品

  防腐剂:

  奶油替代物:

  替代可可脂:

  返退胶:

  无根剂:豆芽

  甲醛水溶液、火碱等化学药剂:速冻虾仁

  甲醇:山西勾兑白酒

  碳酸氢铵、氨水:龙口粉丝

  二氧化硫:食用菌

  转基因食品:金龙鱼

  麦芽糊精粉:假牛奶

  灭活罂粟粉:火锅锅底、涮菜、串串香、路边烧烤等

  双氧水:漂白粉丝

  滤油粉:麦当劳、肯德基等

  糠醛\正丁醛\水杨醛\香兰醛\肉桂醛\丙烯醛:

  疯牛病:牛

  口蹄疫:猪

  sars:果子狸

  禽流感:鸡

  2008年圣元优聪系被通报含三聚氰胺、2010年圣元奶粉被指疑致性早熟、「敌敌畏」农药残留的蔬菜、「瘦肉精」猪肉、「苏丹红」鸭蛋、「孔雀石绿」鳗鱼、「福尔马林毛血旺」鳗鱼...

  多数虾仁包冰前都被用甲醛水溶液、火碱等化学药剂泡过,不仅防腐,而且增加重量。

  1998年春节,一个叫王青华的山西农民用34吨甲醇加水后勾兑成近60吨散装白酒,然后售出。这一致命的化学品直接将近300人送进医院,并杀死27人。6个山西人很快被处死。

  中国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普遍而严重——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茶叶、中草药等作物品种中都有普遍检出。直到2007年,福建的茶叶还发现禁止使用多年的滴滴涕成分。

  工农-l6型手动喷雾器一直被中国农民使用,其切向离心式喷头造成药液雾化性能低下,导致农药大量流失进入土壤和地下水渗透植物内部,造成农药残留严重,进而对农产品产生深刻污染

  卫生安全315曝光平台:http://news.fh21.com.cn/baoguang/index.shtml

  中国食品安全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系统问题,需要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型、民众的自觉和努力。

  中国食品净化难题

  记者 邓飞

  中国民众第一次被食品安全雷倒是1998年春节,一个叫王青华的山西农民用34吨甲醇加水后勾兑成近60吨散装白酒,然后售出。这一致命的化学品直接将近 300人送进医院,并杀死27人。 6个山西人很快被处死。 中国最高领导人当年的铁腕没有解决问题,食品安全事故数年连绵不绝,民众最终发现餐桌已经是一方残酷凶险的战场。清洁民众的食品已是中国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但需要梳理全局,达成理性共识,才能令相关改变变得可行而富有效率。

  另外一场化学污染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食品除了人为添加化学物质之外,还在遭遇另一场化学污染——它似乎不是人为故意,但却最为深刻持久。

  二战后到1970年代,欧美国家农业率先进入机械化、化学化阶段。各种化学制剂、化肥和高效杀虫剂后来进入中国。

  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复杂多变,病虫草害繁多且严重。化学农药被公认是防止和抵御病虫草害中最为快速、最为有效、最为经济的手段,迅速在中国乡村得到推广。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青壮劳动力涌向沿海地区工厂,耕作方式更为粗放,对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的依赖程度日渐提高 在农药品种单一、制造技术落的大背景下,高效杀虫的农药往往就是高毒、高残留农药。中国政府在1983年宣称禁止使用滴滴涕等剧毒农药,却在乡村禁而不止。

  1990年代中期来,中国蔬菜、水果的种植方式发生变化,更多通过温室、大棚实现连作重茬,而温暖湿润的环境帮助了病虫的更快滋生繁殖,所以,农民更多借助农药。

  中国目前农药的使用量一直在20万吨(有效成分)以上。中国农药的合理使用准则体系尚不完备,一些农药还没有颁布使用管理规定,导致农药使用混乱。中国田野里的施药方式被认为最为原始而野蛮——一些乡村一直在采用一些“土办法”喷施农药,常见的有喷雨法、水枪法和毒土法等。这些办法以既省钱又方便在各地农村流行甚广。

  一种工农-l6型手动喷雾器一直被中国农民使用,其切向离心式喷头造成药液雾化性能低下,导致农药大量流失进入土壤和地下水渗透植物内部,造成农药残留严重,进而对农产品产生深刻污染。

  研究者称,中国乡村的农药污染处于失控状态。中国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普遍而严重——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茶叶、中草药等作物品种中都有普遍检出。直到2007年,福建的茶叶还发现禁止使用多年的滴滴涕成分。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农药不断地通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的传递而逐级浓缩、逐级放大,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高位,受害最为严重。

  农药污染对人体的最大影响就是长期微量食入后的慢性中毒——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症状,但长期残留累积在体内的农药可以诱发基因产生突变,致使癌变、畸形的比例和可能性异常提高,对人体内的酶和生殖系统尤其是男性生殖系统构成严重影响。

  中国乡村大量施用磷肥也加剧了土壤污染。磷肥除含有磷、钾、钙、锰、锌和硼等营养元素之外,也含、镉、铬等重金属物质,其中又以镉的含量和毒性最强,对人体的毒害,仅次于居第二位。

  1980年代涌现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的庞大重工业体系产生了工业废水和废渣,它们富含上述多种重金属,却能轻易而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泊,造成水体污染。

  而乡村用这些被污染的水灌溉农田,进一步污染农作物。水体里生长的鱼、贝类生物,对重金属有一定的蓄积作用。而为纾解对食物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大多数江、河、湖泊都被利用养殖水产,该些水产物最终于也较多进入人体。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都显示,一旦重金属摄入过量,不仅会引发胃病、恶心、呕吐、腹泻等,同时也会引发血液、肺、肾、脑、胰腺以及骨骼等综合性疾病。此外,它还可能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直至死亡。尤其是儿童以及未出生的婴儿,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7 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称,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一个接一个癌症村出现在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诸如无锡广丰村,常州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安徽宿州张庄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西堤头村、刘快庄村等数百村庄。而中国的海岸线,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现场,近海生态几近崩溃,令海产品质量堪忧。

  2000年代,随着沿海地区收紧环保控制,制造、化工等中型工业西移,宁夏、甘肃等地富含有毒物质的工业污水和氨氮物质排进黄河,直接危及中原腹地的农产品。

  2006 年,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主要遭受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每年因之减产1000万吨粮食,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而新华社报道称,环保总局的调查数字是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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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供和自救

  食品安全的警钟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响起。

  2004年暮春,中国科学院士钟南山警告说,食品安全日趋严重,50年后广东的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

  钟透过媒体称,广州的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些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促长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此外,男性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

  2004年,中国持续爆发了食品事故。3月,安徽阜阳市被发现导致婴孩营养不良的假奶粉;5月山东的“龙口粉丝”掺入有致癌成分的碳酸氢铵、氨水用于增白被曝光;11月北京发现17种食用菌二氧化硫超标,全市抽查蘑菇合格率仅为59.5%。

  2008 年8月,山东山东科尔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网站刊出一份据称是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的发言稿,称2005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由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发言稿说,因为农药化肥抗生素激素的污染,特供食品的作物、牲畜必须完全按照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种养,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

  该些信息令中国民众怒火中烧,指责一些权力部门不和民众解决问题,而是设法谋求自保和开溜。9月25日, 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透过媒体说该中心没有“祝咏兰”这个人,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

  而可靠的匿名人士确证说,中国一些部门的食品基地和特供食品是一直存在的,且有相当强大的生产能力。

  2008年8月,中国奥组委向1万余名各国奥运选手发出郑重警告:比赛期间不要在奥运村以外的地方用餐——北京担心未被控制的食品里残留抗生素、激素等,可能对运动员产生兴奋剂误测。

  有媒体饶有兴趣介绍了10个饲养“奥运猪”基地里,大气、水质和土壤都有严格要求,这些猪吃有机农作物,并采用天然中草药免疫,避免猪肉含有类固醇及荷尔蒙成分。

  2003 年5月以来,《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用针孔摄像机向中国民众展现了一些食品光鲜背后的肮脏。原该栏目记者说,他们曾为能够强力影响社会感觉骄傲,“每一期节目出来,百姓餐桌上就少一件食品”。每次曝光后,当地执法部门就会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顿,但不久又回复原状,他们又会接到之前线人的再次举报。

  令该记者绝望的是,他们似乎在“食品安全事件泛滥——曝光——打击——问题缓解——再度泛滥——再曝光——再打击”的轮回中重复劳动,身心疲惫。

  更多无法获取特供食品的中国民众焦灼不安,他们只能在各地媒体的报道中或者互联网上学习鉴别有毒食品,谋求自救。

  中国城市自来水体系仅仅只能去除肉眼可见的漂浮物,加氯来杀死部分细菌,无法清楚有毒化学物质。一些家庭不得不采购瓶装水或安装美国制造的净水系统。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一个厂家宣称发明了试纸,像检测怀孕与否一样轻易检测三聚氰胺,但这个发明遭到了痛骂。有网友称,“如果我们要带着试纸去吃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失败的监管

  2005年新华社报道,每年我国消费者因食物残留农药和化学添加剂中毒的人数超过10万人。

  事实上,中央政府并非视而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说,2004年该院调查发现到2005年7月份为止,中国大概出台将近900多部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至今至少增至1000部。

  2007年,中国启动了为期4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国家质检总局提供数据称,监督抽查的23种食品诸如油米酱等的合格率达到98.3%,11种涉及到群众健康安全的消费品合格率达到96.5%。

  但“三聚氰胺事件”后,食品安全问题再令民众不安和不满。有警告称,如果政府不能加快改善食品安全问题,将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

  2008 年8月,北京成功照顾了各国运动员的饮食,没有发生一起因食品而生的事故。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蔡同一透露说,供应奥运会的食品完全按照国际的最高标准来组织生产——严格筛选产生食品生产企业,派出专家和有关官员进驻企业现场监督。食品实行批批检验后,直接由加工企业送到消费点。

  蔡建议中国30多个城市可以推广奥运食品管理模式,确保食品安全。但不同意见称,凭借政治高压和高昂支出,在小范围实现短暂食品安全的奥运模式显然无法推广全国。

  有评论称,中国行政部门的劣质公共服务助长了食品事故。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农作物和食品流通管理上缺乏必要的检查和准入制度,其中68.9%的蔬菜上市前没有经过产地检验。

  此外,在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国家没有设置必要的化学品污染检查措施。在检查的主体、规模、手段、经费来源等方面尚没有统一的规划。直到2007年底,中国一些城市才开始对农贸市场、商场和超市检测、监测流通领域蔬菜、果品和水产品等食品中的农药残留、甲醛和亚硝酸盐含量。

  在德国,婴儿配方奶粉属于药品管制,必须通过德国卫生部门的检测。而中国给予奶粉生产厂家过多信任,他们的产品可以免除检查。

  “食品监管规范体系和执法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根本症结所在”。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批评说,中国虽有几十部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但系统性和协调性差。很多法规和政策都是不同部门追逐利益的产物,并未合力构造一个“从农田到餐桌”的规则系统。

  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地提出,食品监管采取“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中国由此出现工商、卫生、海关、公安、质量监督、环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9个部门监管食品安全,负责食品生产链条的不同环节。

  “这种如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体制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效率极其低下” 王锡锌说,世界各国普遍认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是一个有机、连续的过程,对其管理也不能人为分拆割裂,均强调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程性管理。

  美国也经历过一个由乱到治的蜕变。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纪实小说《屠场》如此描述20世纪初食品工厂场景——“食品仓库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

  《屠场》令美国人广泛知晓食品的真相,并直接推动成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筹管理食品安全,美国人由此开始一场“进步运动”。

  在一片指责声中,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

  “李的辞职只是落实了政治责任的追究,但如果不改善整个监管体制,新的局长最多也只能保证所在环节不出问题,而无法确保整个链条”王锡锌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明确了地方政府必须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但王锡锌忧虑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可能降低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从制度设计学的角度来说,王更希望看到国家采取一种某部门为主导,足以协调和监督多部门参与的全流程、无缝隙的管治模式。

  食品问题关乎国家管理模式转型

  2008年,中国的立法者试图让即将出台的食品法强硬而有效,要求建立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相关制度,并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查验记录制度、标签制度、索票索证制度和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新的改变还包括变传统的补偿性民事赔偿为惩罚性赔偿,食品违法可罚案值20倍,还制定假一赔十的新标准激励民众参与发现和打击伪劣食品。

  即便是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监管能力的提升,还是不够的——研究者胡颖廉撰文批评说,最新爆发的奶粉事件关乎整个国家的管理模式转型,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有效的行业自律和精细的司法制度。

  胡称,包括奶粉事件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实际还是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的问题。而解决手段有多种——如有组织的行业协会能够让成员产生自律的压力、高效的产权制度可以清晰界定责任边界等。但从一个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更热衷政府监管这一手段,既不熟悉也不关心其他手段。

  司法的救济和责任追究被公认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行方式。美国在“进步运动”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药害事故、矿难事件和不安全食品事件,有一些是通过法院解决的,只有当事后救济力不足或者法官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情况严重时,政府监管部门才得以介入。

  但而在现行政治构架中,中国的法院体系尚不足以支持类似的司法救济。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制止律师介入该些诉讼,媒体也一度被禁止及时公开报道该起事件。

  “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似乎恢复了包打天下和无所不能。

  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向中国所有奶制品生产企业派驻厂监督员。胡假设说若是饮料、矿泉水等更多食品出现问题,质检系统还需要派出多少监督员。而美国FDA要求制药企业自行聘请审查员——企业考虑自身商誉,会邀请业内公认的药品生产质量控制专家,否则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能会遭遇行业协会驱逐。

  此外,国家和民众还需要艰苦和持久的努力——现行的土地制度导致耕作体系分散,无法实现土地大面积联产农场化管理,数以亿计的乡村家庭延续粗放的家庭种养、销售模式,他们将继续令监管者疲于奔命。

  中国的城市化和乡村小城镇化不断侵占耕地,而耕地减少对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量提出更高要求。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通过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妨害了土壤中酶的活性、营养物质的转化,改变农业生态系统营养循环的效率和速度,使土地持续生产力下降。

  一些病虫草害对农药产生普遍的抗药性,而农药又杀死了它们的天敌。要想持续保持农作物的稳产、高产,中国农民不得不继续加大农药的使用量和毒性强度,继续恶性循环。

  在一个整体社会系统没有得到调适修复之前,食品安全的噩梦仍将在一段时间继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个国家无论官民都应该共同面对和竭尽全力着手解决。食品安全威胁到所有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每个人都将是受害者,无人可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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