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的安全与民众参与科技决策

　　农业部最近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过程，加重了关于转基因粮食安全问题的不安。《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发放安全证书涉及到“暗箱操作”。也就是说，在涉及到危险的科技产品的过程中，普通民众根本就不知情，这就关系到民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民主—技术的关系一向是含混不清的，且不说那些引发争论的关系。民主与技术之间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拒斥的一面。现代技术史学家早已清楚地记录下这种共生而又互动的关系，民主的激情一方面推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又被技术进步所推动。向广大民众提供现成的书写文本的迫切需要促进了印刷机的研制与发展，而印刷机则促进了民众对宗教和政治诸事务的参与。工业化已与扩大选举权相适应。电力与先进的通信媒体日益涌现，通过扩大政治的社会基础成为民主文化的手段。

　　对比之下，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对技术作过分析，从根本上讲，技术本身含有反民主的可能和倾向。这种倾向的通称就是所谓的专家治国(technocracy)，即由技术精英或技术信息而不是民众以及技术含量不太复杂的选择信息来治国。技术精英和信息的力量反映在技术法规的官僚组织的滥饬，如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成立于192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立于1934年)，环保署(EPA，成立于1970年)，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成立于1971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成立于1972年)，核能管制委员会(NRC，成立于1975年)，等等。与此同时，政治的社会基础也得到了拓展，民众的权力常常受到不易察觉的剥夺。在先进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tific)社会中，对以专家知识为基础的行动的需求，向任何企图涉足这个社会专门领域的基础设施──技术决策──的民众提出了一项基本的挑战。

　　21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已经从先前的“小规模”而转向了“大规模”。由于这场挑战所涉及的面太广，使人们易于放弃或抛弃历史的潮流及其所做出的各种妥协。实际上，在有为的(activist)工程师或科学家当中──他们在社会上通常被认为是技术科学社团中非常尽职尽责的成员──他们有所作为的首要目标常常是某种实质性的但却是有限的好处(如废除核武器条约)，而不是一种过程的目标(如在技术和科学中增加民主决策的成分)。在先进的技术科学社会中，民主进程或许是由历史所提供的一种承诺，但同时也是向社会技术组织提出对抗的一种观念。对这些克服阻力的基础和理由的理解程度，是我们唯一使其保持下去的原因所在。

　　另外，民主参与的观念并非某个人的事或者是件简单的事。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程度各异。例如，对于财大气粗的资本家(turbo-capitalist)而言，市场经济的试错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形式。对于出版和媒体新闻记者来说，媒体暴光与政府对民意的反应是一样的。将各种民主参与和专家治国(不论其合理恰当与否)相左的形式理清的头一步，就是更祥尽地调查此类冲突之所以出现的原因。这种融入先进技术社会的民主参与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参与的诸多理由的影响。

　　而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是否也涉及到类似的境地呢?我们真要当国际科技大佬们的小白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