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经得起推敲的理想主义者

2010-12-29 16:20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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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施一公,43岁,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资格也有能力站在国际水准的高度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批评。他和饶毅今年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辞呼吁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在《科学》上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施一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一面在《科学》杂志上公开指出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病,一面在这些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当镁光灯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不像一些“学术明星”那样光说不练,他在为公共事务鼓与呼的同时,从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兴成为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

  今年将施一公推上了风口浪尖的,是《科学》上那篇只有676个英文单词的短文。这篇题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饶毅联名发表。

  此举并非出于书生意气或沽名钓誉。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9月3日,他还与饶毅、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学网的组织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专家学者开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讨论人才引进的问题。这个会议还特意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将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有人质疑文章里为什么只谈缺点,避而不谈中国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对此,施一公解释说,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许写这么长,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席职位回到清华时,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并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由于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名字常见于各大媒体,名气也更响亮。

  这一趋势在此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他和饶毅的联名文章刊登后,立即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在科技界也掀起波澜。网上民调显示:95%以上的网民认为科技体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几十、上百个电话、短信和邮件,从大学校长到普通研究员,甚至还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质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尽管如此,施一公和饶毅还是承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有人指责他们“挟洋自重”,也有人说他们“自私、要夺权”。对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国近三年,亲眼目睹、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技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感到焦急。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当大家都在担心施一公会不会因此而“倒霉”时,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关部委的多次邀请,请他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咨询或论证,“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长万钢邀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科学界人士,就科研体制问题举行座谈,“会上气氛很热烈、融洽”。

  然而,其后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正式回应,称此文“与事实不符”,并指施、饶二人“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饶毅不会再对此事做公开回应。”施一公强调说,他们的本意特别不希望将矛头指向某一个政府部门,因为这是整个科研大环境的问题,不单单是哪一个部委或官员的问题。

  “我很高兴成为国内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以我个人受些委屈,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说。

  “科研本身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尽管回国后施一公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科学界的公共事务上,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时候,施一公也保证用60%的时间来“泡实验室”。按照他的说法,“每天早晨六点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赶在孩子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再回实验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时。”

  超负荷的运转,给施一公带来了学术上的丰收。2009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上发表了首个对转运蛋白晶体结构的研究。但此后不久,美国布兰戴斯大学Christopher Miller的实验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个类似蛋白的晶体结构,其结果与施一公小组的有所不同。于是,网上有人就此对施一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质疑。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内科技界的一些著名专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组再次在《自然》上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该转运蛋白的底物识别和转运机理,并纠正了之前他们自身以及美国研究小组的偏差。

  说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于我们的分辨率偏低,数据质量有限,所以在允许出错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偏差。而美国那个研究小组尽管用了比我们更高的分辨率,也还是照样出错。再者,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纠正过去错误的过程,这与学术造假有本质不同。越是前沿的创新研究,越容易出现偏差。这种学术争论恰恰是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来炒作,这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怪现象。”

  由于施一公领导的研究组在膜蛋白结构与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连续取得重大进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届科协年会上,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一道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

  今年“两会”开幕前,在总理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作了17分钟的发言。“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而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高校自主权下放”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这两句话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人才培养是施一公的一大夙愿。他早在回国时就说过,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他的这个院长也当得与别人不大一样——只负责人才引进与人事制度改革,别的统统不管。

  “过去三年,我参与面试了80多位申请者,最后有40多位海归全职回来建立他们的独立实验室。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增强了清华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同时,与国际接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对此,施一公解释说,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等这些人员回国满6年之后,将他们的工作成绩交由国外的同行专家评议,以避免国内的潜规则,如果通过,即获得终身教职。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带的实验室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他们将成为今后国际结构生物学界的中流砥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学生们怎样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章,而是教他们怎样做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培养。”

  回国三年来,尽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艰辛,言谈间施一公也有流露。于是记者不禁问:“您在回国前,难道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么?”

  “当然知道!”他回答得很干脆,“但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到大学建设,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