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大城市病” 多项政策正逐步做实京津冀一体化
新年伊始，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多项消息发布。作为完善城市功能布局的重要依托，京津冀一体化正在逐步做实。
1月1日，廊坊新动批红门服装城正式对外营业，商贸物流业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工程的突破口；
1月12日，《北京日报》称，津石高速大通道今年开建。该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天津到石家庄的交通大通道。此外，河北省还将加快推进北京新机场南出口高速、京秦高速遵化至秦皇岛段、唐廊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1月14日，天津《每日新报》称，京津冀三省市建立统一《京津冀内河5米以下小船检验规范》，三地登记船舶可就近进行船舶检验……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开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平衡全国经济布局、打造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支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是解决首都“大城市病”、完善城市功能布局、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依托。
共识已达成，难题待破解
前不久，由新华社瞭望周刊社《国家城市评论》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发展市长论坛在京举行。相关专业人士就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各抒已见。专家认为，新形势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难题需要攻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两院院士路甬祥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题为《新时代、新常态与中国城镇化的未来》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今后二三十年，城镇化将继续是带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创业就业、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战略选择和重要动力。”
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以后，我感觉到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人们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
在赵弘看来，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北京的发展离不开京津冀，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北京的任务，也是责任。赵弘说，我们研究京津冀有很多年，年初我们也提出我们的设想，借鉴国外一些经验，比如东京当年为了解决城市病也是在大首都圈来解决。但是解决这个城市病不像有些人设想的把行政区域合并，而是建设协调机构，通过立法形式，然后经过多次规划和调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东京才形成了一个中心和多个副中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我作为一个学者来讲，认为太难。北京市各个区县一体化都很难，三个地方一体化那就更难。”“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刘志仁说。
刘志仁认为，有三个原因造成如今的困难。一是认识不统一。要把这个认识统一了，这样才能协同。认识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各唱各的调。
第二，日本人建设首都圈，是以东京为主的三个县，日本的县是自治体，中央政府管不了县，靠法律把整个体制理顺了，把资源理顺了，把整个制度理顺了。日本东京首都圈“京阪名”，一个东京，一个大阪，一个名古屋。我们还经常讲韩国经济学怎么回事，我们学了很多产业但是没用。现在，我们讲京津冀一体化，必须要考虑法律问题。考虑国家立法，还是两市一省合作立法、共同立法，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
第三，“三农”问题面临着很难的局面。中央提出来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这个城市一体发展，而是整个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刘志仁认为，首先，我们现在城市太大，没有办法管。从城区建成面积角度来讲，北京城区规划面积占北京国土面积不足20%，也就是说北京80%左右的面积是乡下。其次，京津冀两市一省农业各有各的考虑，北京、天津，有很多的产业要退出。河北是农业大省，面积大、人口也多，农产品能力也很强，但是它也遇到很多很难的问题，比如水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在协同发展过程中不考虑到，三个地区如果农业不协同的话，怎么也协同不了。
协同发展需顶层设计、合理规划
河北省承德市市长赵风楼认为，在产业对接上，承德与北京的联系非常密切。一是央企到承德去，承德市政府跟北京住建委签了协议。同时承德市利用尾矿资源生产建筑材料供应给北京市的企业。因为现在建筑材料及原材料很难在北京市获取，而承德有将近20亿立方米的尾矿资源，尾矿废物正好和北京建筑材料利用结合起来。承德能够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把承德的园区和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搞好，吸引北京需要转移的企业到承德来。
赵风楼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各有各的实际情况，各有各想法，这也正常。这就需要高层协调。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也正在做，所以从顶层设计上，应该关注怎么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支持。此外，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对北京解决城市病是很好的机遇。过去想干的事由于各种原因干不成，比如高新区建设。现在视野开阔了，在北京周边来做，也扩大了地域空间，机遇很宝贵。但现在面临几个挑战。为什么在这个区域里，北京城市病愈演愈烈？根据研究，各个区县包括乡镇、村镇在内的这种发展经济的压力和动力，是造成城市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发展经济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人口增
多，人口多公共服务各方面需求增大，完成任务需要更大的财力。
赵弘说，发展经济我们提出了首都经济要定位高精尖。实际在操作当中可能见到，在发展高精尖产业过程中，和自己发展出现了不一致的定位。开发区到处盖房子，盖起来人住进来，越盖越大，土地财政是需要考虑的。北京有一个特点，小城市大服务，小财政大服务。真正的财政收入两三千多亿，但是应该干的事太多太多，因此没有办法，很多城镇依靠地段发展和粗放发展，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病的核心问题。
“要建一个轨道性的京津冀”
京津冀一体化带来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对于此，赵弘提出自己的建议。
赵弘说，第一，我们国家的京津冀领导小组办公室能不能明确设在国家发改委，发改委应该专门成立一个司。有目标、有任务、有压力，才能真正落实下来。不然只是过一段时间开一个会，却没有人去落实。在这个架构下应该有若干个具体平台，比如交通问题由交通部来指导，国土部、环保部都应该参与，建立协调机制。我们公共服务应该是教育部、卫生部都参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从上到下推进。
第二，我们研究过程当中发现，比如北京这种特大型城市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中心城应该有所控制，周边应该形成若干个用铁路形成的新城，这个在国外很常见。因为城市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所有工程，因此一些非核心的功能，包括很大一部分居住功能可能无法安排在城市里面，可以通过市郊铁路，对中心城进行很好的生态外围的限制。中心城规模不能太大，通过连接新城的铁路一小时就能到达中心城了。
北京现在很缺的就是城郊铁路建设。北京的短板是两条中心城地铁密度太低，东京五六百米之内就能看到地铁入口。北京中心城密度太低，没有带动能力，摊的越来越大，最后城市很难高效运转。我们看到，现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已经在快速向前推进，要建一个轨道性的京津冀，使得城市承载力增强。
第三，北京周边的区域已经行动起来，但是现在一个普遍问题是各区域都想发展，如果遍地开花，很难短期内取得较好成绩。“我们一直呼吁在周边选择三五个城市适度发展，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做到生态环境良好，这样的城市才能够发展成集聚城市，吸引北京人口外溢。” 赵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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