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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临床试验成为新药研发瓶颈

2011.4.12
  “十一五”期间,天坛医院承担了国家创新心脑血管药物的临床试验工作,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对药物临床试验有了一些体会。目前,我国的药品临床试验还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但是临床医生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虽然我们的临床试验开展的例数很多,也参与了一些全球多中心的试验,但是尚不能满足我国创新药物研发的需要。

  中国临床试验吸引指数全球第二

  随着转化医学的发展,临床在新药研发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从靶点的早期临床发现,到3期临床试验,再到上市后的大规模样本采集,都与临床相关。药物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费用高、风险大,因此临床的过滤作用不能忽略,临床评价成了研发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世界上大多数药物从研发到ZL到期大概是20年,其中临床前研究只占药物研发前期的1年~4年,之后都是临床研究。

  在一项关于临床试验吸引指数的调查中,美国吸引指数最高,为6.88(10为最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吸引指数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得分仅次于美国。最主要原因是病人多、花费少。在具体的评价指标中,临床试验机构的吸引力是中等,而政策环境差距较大,最后的得分是6.1。在另一篇全球临床药物发现回顾性文章中,作者回顾了世界上药物临床评价的密度,发现所有密度高的国家都在发达地区,中国与很多远东地区一样,临床密度是很低的,与我国吸引指数不成比例。这篇文章还把亚洲做临床评价最活跃的5个城市做了排位,分别是首尔、台北、香港、曼谷、新加坡,没有中国大陆的城市。

  中国应首选ARO+CRO模式

  临床试验由药物研发者亲自并独立完成已经比较困难,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引入更加专业的临床研究组织已经成为趋势。

  CRO在国际上称为合同研究组织,是独立于赞助商的一个或多个责任人,承担赞助商研究方案设计、研究站点选择或监察研究者向药监局申报数据。除了CRO之外,还有一个组织现在比较常见,叫SMO(使用基地管理组织)。它是CRO的补充,作为主要研究者或站点的独立合同者,为研究的实施提供管理支持,包括研究对象的招募、研究资料的收集和准备、向赞助商提交报告等。

  目前的关系是临床研究赞助商应该首先找到为自己服务的CRO,CRO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建一个SMO站点管理公司,站点管理公司再去招募研究站点和研究者,但是这个关系也受到挑战。2006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讨论临床试验CRO带来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学术权威性和提供核心实验室的可及性。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使用另外一个概念――ARO(学术研究组织),它是以学术组织为主的机构,整合医学中心的学术思想和CRO操作能力,提供国际标准全方位临床研究服务、中心实验室和专业研究工具。ARO和CRO最大的区别是,它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机构,有学术思想领先的专家团队,能够提供独立的服务中心实验室。

  在中国,ARO和CRO结合模式更为适合,因为中国现在还是政府主导的国家,跟纯商业国家不同,所以CRO在中国很多职能都受到限制。这时,临床试验赞助商会找到ARO,利用ARO来签署合作的数据和安全检测委员会,并找到自己的执行委员会。ARO和CRO还有一个重要区别,ARO有权威专家团队发表数据比较方便,可以直接把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标准的ARO机构,尤其是面对重大疾病的ARO机构,这可能是在“十二五”期间,我国临床评价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临床评价没有正规的大舞台,都还是一些偏远的“小作坊”。影像评价中心、DSC独立影像评价实验室、超声实验室等都需要依靠一个大型的临床机构和学术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商业机构,因此ARO与CRO相结合的模式更加适于中国。

  “十一五”期间,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天坛医院尝试建立脑血管病临床试验的ARO模式。这个组织包括自己的临床试验平台和临床设计平台,还有自己的样本库、药物基因组平台等。我们首先在医院里把电子病历和e-CRF表一体化,医生在天坛医院写的病历可以自动转化成英文,有利于参与国际性临床试验。但是这个机构跟美国的临床研究机构比较起来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人才方面。

  从上市后研究寻找更大舞台

  在参与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我国现在有能做临床试验的专家,但是舞台不够,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也需要医院管理者有胸怀,投入力量参与新药创新,否则临床研究将成为阻碍我国医药创新的瓶颈。有了新药没有做临床试验的平台,即便做了也不被国外认可,只能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我们还有一个体会,我国药厂更多关注1期到3期临床试验,上市后临床研究就结束了,而国外药厂更多关注的是上市后的评价。这可能与市场运作方式有关,我国新药上市之后就是单纯的市场推广,但发达国家是通过上市后研究来推动市场发展,把“小药”变成“重磅炸弹”。

  在“十二五”期间,希望能有更多的临床医生参与药品上市后真实的效果研究。一方面了解药品的临床效果,另一方面把我国的药物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美国也面临高额的医疗费用,因此上市后研究的比较效果研究(CER)意义更加重要。2009年奥巴马政府投入了11亿美元在美国开展CER研究,目的是研究药物从理想世界转向真实世界后是不是有效,同时也可以确定最安全、有效、经济的干预手段以及恰当人群。

  目前,我国的临床试验环境已经成了品牌,庞大的病例数和医药市场的增长潜力吸引着众多的临床试验赞助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国的临床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巨大差距,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研究理念。伴随着我国新药研发水平的提高,临床试验已经成为必须补上的一课。

  相关资料:

  天坛医院承担了“重大新药创制”项目里脑血管病创新药物临床评价技术平台的建立,2009年正式启动。研究平台参与了三类研究,第一类是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目的是为了练兵;第二类是国内创新药物的临床试验,这是为国家产业服务;第三类是牵头做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是对一个国际化研究平台的检验,通过国际试验来锻炼队伍,让临床人员能够体会到国际化的GCP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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