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瞎指挥等五大歪风造成中国高校不正常现象

2010-12-07 11:32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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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始,他将每天做的梦记录下来,结果发现,90%以上的梦都和教育相关—— 梦境中,他会在某个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慷慨陈词,直斥某些与会者的发言不着边际,只字不谈改革,然后拂袖而去;现实中,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样直言不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专赴武汉,围绕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等问题对刘道玉进行了专访。

  刘道玉说自己常常“言他人之未言,言他人之不敢言”。上世纪80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他就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在他看来,这种敢于批判、永不退却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

  1977年至1981年,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期间,他鼎力促成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在武大校内发起的那场影响至深的教育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这些当年看来颇为“超前”的教育新政,许多如今正在中国各高校中推行。在当年那些深受改革裨益的武大学生心目中,刘道玉是“武大的蔡元培”。

  1988年,这位54岁的中国重点大学校长在任职七年之后去职。当以自己的理念创办新式私立大学的梦想一次次破灭后,1994年3月8日,刘道玉在武汉成立了“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用以支持具有创造精神的教师和学生。“路石”,是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那个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大学校长的名字。刘道玉为基金会选择这个名字,想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为了教育改革、为了跨世纪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他甘愿继续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

  虽饱受疾病困扰,刘道玉依然笔耕不辍,痛陈当代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竭力倡导创造性教育的新模式。他认为,只有在高校施行创造性教育,才能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

  在他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急需一场启蒙性的改革。每每提及那些让他痛心的问题,他总会提高声调一连发出数个反问,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在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中国教育达到更好的状况。但对于中国教育的未来他又不完全悲观:“我相信未来的年轻人,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智慧,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推进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创建所需要的新式教育。”

  “五大歪风”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造成今天中国高校一些不正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道玉:我归纳为五大歪风——瞎指挥、冒进、浮夸、相互攀比和造假,而且这个风气现在还没有刹车的势头。

  举例来说,大学管科研的部门,50年代初期叫科研科,80年代改名叫科研处,分设文科和自然科学科研处,到了90年代改称科技部,现在又改了,叫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这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从科到处到部再到院。什么叫研究院?研究院要从事科学研究,要有研究课题、经费、研究人员,还要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一个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能叫研究院?这是浮夸啊!只要一所大学带了头,一股风刮来,不仅没有人抵制,而是紧跟,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现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刘道玉:会造成许多恶果,最大恶果是将进一步窒息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我看到一个西方学者曾说过:“说套话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放弃了自我表达,尔后导致思维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那么浮夸风的代价呢?就是一次次将创造精神消灭殆尽。

  我说过,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的教育问题可能三五十年后就会更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刘道玉:第一,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要有几代学人的培育而形成,它会使几代人受益。而学风一旦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在中国,一代大概是30年左右,两代人就是影响60年。国内媒体曾引用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六所顶尖大学的6000名学者做了调查,其中学术剽窃和造假的比例之高令人震惊。我还看到过中国科协的一个报道,说中国的大学教授中有60%的人同情造假者。所以你看,这种就是一种坏学风,还有社会基础。你说照这样下去后果严不严重?

  第二是教师的素质大大降低了。今日之教授非彼时之教授。我不是博导,我的夫人也只是副教授,但是现在我们的徒子徒孙都是博士生导师了。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有个教师是不合格的,准备调到校外去,现在也是博导了。不合格的人会培养出更不合格的人,这就会造成人才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大学合校的后遗症。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清除。其实解放前我们的教育就是英美体制的通识教育,1952年倒向苏联后就全盘苏化,实现苏联式的专业化人才培养目标,60年了都改不过来。现在的大学合并则更是参差不齐,人事纠纷,这将会延续多长时间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启蒙性的改革。能不能具体谈谈“启蒙”的含义?什么样的启蒙?怎么启蒙?

  刘道玉:我指的是一个中国教育理念的启蒙。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法国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英国有纽曼的理想主义教育,美国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理念是什么?需要启蒙。我们应该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结合中国的实践,逐步形成我们中国本身的教育理念。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站在改革之外,而没有置身于改革之中。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刘道玉:新式教育。也就是要全面陶冶人的情操的教育,培养人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尊重人的个性和选择权的教育,诚信的教育,而这些我们现在的教育都还有很大欠缺。我们从家庭教育开始就是应试教育。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的家庭教育基本就是两种形式—— 棒喝和溺爱,这两种形式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你说这种教育还能持续下去吗?怎样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呢?

  “外白内黄”的中国大学教育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有个很有趣的比喻—— 剥了壳的熟鸡蛋,外白内黄。为什么这么说?

  刘道玉:中国的大学基本就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那时候从西方引进的,从引进开始,我们就用了实用主义思想,就是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认为当时这个口号错了,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因为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

  另外,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官办的,像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是皇帝御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大学就是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比喻西方),里面是黄的(比喻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教育的正确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要回到教育的本源,要回归到教育起源的模式上。

  《瞭望东方周刊》:大学起源的模式是怎样的?

  刘道玉:大学的本源就是做高深的学问研究。当然,这是指少数的精英大学,而大多数普通大学应该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里没有贵贱之分,而是分工的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的大学模式有什么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刘道玉:比如英国的大学,多数公办,但是政府不干预。公办私办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有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英国政府只管给大学钱,却不干预他们的具体管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弗雷德曼教授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教育。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与其他都不同。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因此一定要顺应人的本性,人的个性和志趣是不能压抑的,要尊重人的尊严、权利和选择性,教育一定要符合人性。

  直接回答“钱学森之问”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提倡创造性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刘道玉:第一个就是创造性的人才观。我认为21世纪是创造性的世纪,21世纪的人才观就是创造性的人才观。

  第二,大学应该创造出实施创造教育的模式,我就设计了一个“SSR”的创造教育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第三,我认为大学必须营造实施创造的文化氛围,就是民主、自由、独立、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是创造最需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说的“创造”具体有哪些内容?

  刘道玉:目前流行“创新”的口号,而我只提创造。不是说创新是错的,而是说创新与创造是两个概念、两种能力。什么叫创造?从无到有是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创造,比如居里夫人发现同位素,DNA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飞机、火箭的发明等。而创新是从旧到新。比如一个作家写了本小说,这是创造,剧作家把小说改编成剧本,这就是创新。又比如手机,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那是创造,后来不管手机的结构和外形、功能怎么变化,那都是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创造教育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回答?

  刘道玉:应该说是的。钱学森提出的建言只有76个字,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读懂这76个字。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在我看来,这句话是这76个字的核心问题。办学模式是因,而创造性人才是果,二者相辅相成。

  这也说明中国实施创造性教育的阻力太大,中国人的创造意识太差。因为我是搞这一行的,我很敏感,困难太大了。中国人习惯于模仿思维,所以中国为什么有剽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都是由模仿思维造成的。要走出这个思维的窠臼,就是要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模仿思维,进行创造性教育还有哪些方面的阻力?

  刘道玉:还有就是中国人乐于守旧,不愿意改变现实,见怪不怪,怕冒风险。再就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体制是“大一统”,如果没有独立精神,不允许挑战权威,那怎么创造?

  什么是一流大学?这必须要界定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曾经说过,与其说是硬件差距,不如说是人和软件方面的差距,你指的人和软件的差距是什么?

  刘道玉: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什么是一流大学,这必须要界定。

  在我看来,一流大学第一要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会是一流的领袖式的人物,这个领袖是广义的概念,不光是国家的领袖,还可以是学术界、企业界的领袖;第二,必须有重大的原创性的成果,获得世界公认;第三,必须拥有众多的学者,其中有多人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世界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奖;第四,必须有由学术大师创立的科学学派。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学派的首领,在他的周围会诞生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你看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有经济学派,普林斯顿大学有理论物理和数学学派,耶鲁有法学学派;第五,一流大学必须有传世百年千年的学术经典著作。

  我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些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前几天李政道在北师大有个演讲,他说培养创新人才就是要进行精英教育,要一对一教学。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就是一对一教出来的。这就是精英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错位发展,需要几所培养精英的大学,也需要培养专业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大学。

  刘道玉:对,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要有功能定位,现在就是没有定位,大家都要当一流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是不可能的。美国也只有124所研究型大学。在我看来,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大等少数大学就应该是培养精英的大学,是象牙塔式的大学,应该远离实用主义,树立以学术为终身的志业。

  这些精英式的大学应该搞通识教育,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5月份在南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都毫不客气地给中国大学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学生的弱点就是知识面太窄,18岁就选专业,什么都还不了解,兴趣也没形成,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眼光和胸怀,这样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我认为精英大学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面实施通识教育,这是与他们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研究人才的目标相一致的。

  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允许一些学校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强化专业培养,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社会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

  研究型大学负责提高,普通大学负责普及,应该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即使是专业型教育,也应该适当增强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这样他们才有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