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第一案”迷局：4000多万元大单竟离奇落标
一个核准成立不足一个月的公司，就意外获得了一个4000多万元的大单——颇为离奇的是：按照规定，参标企业须提供三年企业经营资质，而且这家公司竟然用较高的价格夺标！
这发生在两个国家部委公开举办的招标活动中。
这起被称为“政府采购第一案”的案情涉及多个国家部委，其诉讼当事人的级别和规格之高，标的额之大，在我国行政诉讼史上属于“空前”。
然而，就在该案为到底该起诉谁争执时，那家夺标公司已经大门紧锁了。
一线调查
“政府采购第一案”迷局
2007年6月30日，星期六，广州市中心天誉大厦27层，大多数公司依然很忙碌，唯独紧邻厕所的一家“小公司”玻璃门紧锁。据其对面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家“小公司”入驻已经三年多，但从未见其挂出过公司名称，仅有一个房间号码“2705”。
这间“没名没姓”的公司到底是做哪一行的？很少有人知道。这多少令人感到神秘。
然而正是这间“隐姓埋名”的“小公司”，在2004年核准成立不足一个月时就“意外”获得了国家两部委对586台“便携式血气分析仪”招标项目总计4688万元的大单，并且是在未能提供三年企业经营资质、每台设备投标价并非最低等一系列“特殊”情况下中标的。
这间中标的公司就是广东开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这一情况引发了落标的“北京现代沃尔公司”对政府采购透明度的强烈质疑，最终导致“中国政府采购第一案”的爆发。
当年招标的法定监督者“国家财政部”也被北京现代沃尔公司推上被告席，并在一审被判败诉。2007年6月7日，财政部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的第159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二审。但法庭至今尚未宣判结果。
目前，令财政部深陷的“政府采购第一案”尚未云消雾散。该案详情的公开披露却又把两家国家部委、招标中介机构等单位陆续推向重重迷雾之中。
四千万元大单的角逐
2007年6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内，财政部代理人与北京现代沃尔公司展开了二审激辩。
财政部代理律师李贵芳认为，北京现代沃尔公司参加的2004年便携式血气分析仪的政府招标采购属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按照《招标投标法》以及原国家计委的部门规章，对这类活动投诉，应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处理，与财政部无关。并强调，此前一审判决“要求财政部对投诉进行处理和答复”是错误的。
“每年数千亿元的采购资金均按上述模式分别管理，而一审判决否定了这一模式，将严重影响财政部的行政管理工作。”财政部在上诉状中提出其败诉后可能导致的后果。
对于财政部的行政工作是否调整，北京现代沃尔公司并不关心。该公司关心的是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度。
北京现代沃尔公司抗辩称，财政部笼统地认为本案争议的采购对象属于重大项目，但究竟什么是重大项目？财政部并没有提供事实材料和法律依据进行证明。而我国《政府采购法》却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负有法定的监管职责。财政部一方援引的、较早年代出台的相关部门规定显然不能与2005年实施的《政府采购法》进行抗辩。
当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当庭并没有做出判决。
“二审案件从2006年12月22日立案至2007年6月7日开庭，早已超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2个月时限，此间从未收到高院的延期审理通知。”北京现代沃尔公司代理律师谷辽海说，“或许因为此案涉及政府部门级别太高，太敏感吧。”
据了解，从2005年3月28日财政部被北京现代沃尔公司起诉至今，双方一直在诉讼中缠斗。这起令财政部深陷诉讼旋涡的案件，正是发端于非典疫情之后举行的一场价值高达114亿元的政府招标采购。
事情要回溯到2004年10月。当年国务院提出，对国家医疗救治体系项目公开招标，总额114亿元，重点是改造、建设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其中针对“便携式血气分析仪”的公开采购数量为586台。
由于这次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分为“中央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两种，这586台便携式血气分析仪也被分成了两次招标完成。
第一次招标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共同委托中介机构“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采购300台。第二次招标由卫生部委托中介机构“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采购286台。开标时间同为2004年11月19日。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一台“便携式血气分析仪”的价格为8万多元至11万多元之间，显然，对于销售这类仪器的公司来说，这笔采购大单不啻为巨大商机。
王建军，这位北京现代沃尔公司的总经理，日后状告财政部的主角之一，正是在此时盯住了这笔大单。
“2004年10月28日，我在中国采购网上看到了这两次招标的公告，立刻去两家中介机构买了标书。”当时买来的标书售价高达2000元还有每张400元的光盘，光盘里面除了投标表格外，还带有莫名其妙的电脑病毒。
但对于做血气设备生意十几年的王建军来说，高价标书的这些瑕疵不算什么，他看到的是586台仪器带来的回报。
王建军分析了一下竞争形势，当时在中国市场上的主流便携式血气分析仪主要有三个品牌，全部是美国厂家生产的，王代理的是其中一家。
“我代理的品牌，从主机到耗材的价格，都非常适合基层医疗单位用。从产品性能来说，我很有信心。但是，我们这个品牌在当时是最贵的，投标价一般都在9万多元至11万元左右一台，我最担心的是价格太高。”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单子，王建军决定找美国厂家商量能否降价。
“我没想到，美国厂家的人一听说我们要参加586台仪器的政府招标，认为是多少年难遇的机会，竟主动提出降低售价。美国厂家还告诉我，按照国际惯例，政府采购往往要考虑节约开支，一般应该遵循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的‘价低者得’原则，同时还要求质量和服务都优良。”听到美国厂家保证全力配合，王建军喜出望外。
“当时我们秘密制定了一个投标价：5.68万元一台，这是当时市场上从没有过的最低价。绝对让对手想不到。”王建军对这一价格策略非常得意。
为了让价格策略实施的更有效，王建军还故意在投标前的几次小型招标中布下“迷魂阵”。
“对于十多台的采购项目，我们故意报出每台十几万元的价格，而且一点也不松动。就是为了给竞争对手一个假信号，我们现代沃尔公司没有低价格的仪器。”王建军说，这就是合法的商战。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2005年11月19日，两场招标同时开标。按照规定，一个月内将在中国采购网上公布结果。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公司的同事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中国采购网，上午刷新几遍，下午再刷新几遍。”王建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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