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天的新药创新超过1970年代了吗？我的回答是：No and Yes。“No”是因为已上市、被广为宣传的药物之创新程度并未明显超过我国1970年代的水平。“Yes”是因为我国医药人才增加、研究和研发条件改善、投资环境改善，在默默推进的研发药物中，也许有创新程度很高的工作。

　　药物原创程度：1920至1980年代可圈可点的例子

　　中国药物的现代研究，从学习现代科学的化学、药学和医学，引进现代药物分析、合成，包括分析中草药化学成分，合成国外发明的重要药物，如工业化生产抗生素，等等，为我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建立了我国药物工业体系。这一过程中，学习、引进和消化为主。对于科学后进的我国，即使没有原创的药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为民造福、令人尊重的工作。

　　在这一历程中，也有创造性比较高的工作，这里列举我熟悉的几个为例。

　　1923年至1925年，陈克恢（1898-1988）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的两年期间，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虽然其化学分子是日本科学家从中药提取并确定，但陈克恢发现了其正确的药理作用，直接影响药物的临床应用。陈克恢的原创性为全世界药理学界公认，甚至不亚于他以后在美国礼来药厂作为主要科学家34年的工作，麻黄素及其衍生物迄今在全世界继续应用。

　　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家张昌绍（1906-1967）以及合作者，1941年至1948年在重庆和上海从中药常山分离单分子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具有抗疟作用，超过同期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工作，具有无可置疑的原创性。

　　1971年，屠呦呦（1930-）和同事们从中药青蒿分离获得青蒿素分子，成为新一代的抗疟药物，原创性和实用性综合考虑无疑为中国近代第一。

　　1973年至197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亭栋（1932-）和同事，根据民间偏方，确定砒霜及其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具有高度的原创性。

　　1985年至1988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王振义在缺乏13-顺维甲酸的情况下用全反型维甲酸治疗APL获得成功，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维甲酸为APL治疗的标准。王振义的工作建立在国外科学家的基础上：1977年美国Breitman等、1982年Olsson和Brietman、1983年日本Honma等、美国Koeffler等体外实验发现维甲酸可以分化APL白细胞；1983年美国Flynn等、1984年瑞典Nilsson、1986年荷兰Daenen等、1986年美国Fontana等曾分别用13-顺维甲酸成功治疗APL个例。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以黄萌茸为第一作者在《中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法国医生确认全反型维甲酸作用确实强于13-顺维甲酸。王振义等的工作不仅对病人重要，也有一定原创性。

　　今天热门的中国新药

　　今天中国热门的新药有生物制药、化学药物、免疫治疗（含药物和细胞）。

　　生物制药在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以山寨和抄袭国外药物为主。曾出现过北大留美学生从自己老师的公司窃取药物到中国发财，也有回国任职清华大学的教授，在中国销售给病人以前和今天国外都不认为有效的分子药物（中国商品名“恩度”）。

　　免疫治疗的药物和细胞，依据于同一个原理、同一种作用的抗体或细胞，每个课题组、每个公司可以制造分子中原子排列细节不同的药物，而专利不予保护，所以哄拥而上，大家竞争。如果有效、如果便宜，对于病人当然有用，但原创程度不是其特点。而日本在1992年发现PD-1，2005年经药厂努力，2014年上市，是从基础到临床一条线连续作战的结果。

　　我国今天宣传最多的两个化学药物：江苏恒瑞的阿帕替尼、浙江贝达的埃克替尼。这些药物被厂家和“专家”赞誉，甚至当时出场的卫生部长陈竺公开称之为 “民生领域里堪比两弹一星的重大突破”。因此值得分析这两个化学新药。

　　阿帕替尼（apatinib）是美国华人科学家由已有药物（vatalanib）衍生后合成。江苏恒瑞支持在我国进行临床实验，国内人体实验号称看到了作用，得到批准。且不论中国有医生公开质疑其验证设计和对结果的理解，而假设其有效，这个分子并非我国发现，是从国外转到国内，实质也是引进，加上引进后的工作。创新有没有？有多高？读者可自行判断。

　　美国2004年上市的药物Erlotinib衍生得到我国的埃克替尼（Icotinib）。两个药物的化学结构如图所示：

　　它们的化学结构差别不大，而其生物靶点一样，且药理作用相同。

　　2010年代与1970年代的比较

　　我国还没有进入世界药物创新的前列。

　　现在新药研发在资源投入和人员参与两方面，远优于1970年代。而且确实拿到了可以批准的新药，不仅降低中国病人的药价，也支持中国本土药物工业。

　　现在对国外专利法理解更多，更有利于保护我国本土企业。在1970年代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长出几百亿市值的药厂，实际上那时发现的药对于中国药物工业的成长作用很小，因为那时的中国，不懂的事情很多。

　　对药物进行化学结构改造，在1970年代以前就会。学了更多现代化学和药学，与时俱进后的今天改造和修饰原有药物的能力高于1970年代。衍生药物可以合法地作为新药，但其过程并非一目了然，需要多试，有时需要想法。能够成功地衍生药物是值得肯定的成就。我国仿制的时代尚未完成，衍生更有相当时期。只要能为我国病人带来福利，我国应该支持药企合法地仿制和衍生，但需要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给予适度、准确的评价，避免过誉。

　　有钱的企业买国外药物到中国来做临床试验，是好事还是坏事，目前难以预料。我们都知道，当中国食物药品监督总局让中国报批药物的机构自查资料可靠性的时候，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申报被自行撤回，也就是说药厂自己都不觉得可靠。

　　但是，我国药物创新到什么程度了？我国今天上市的化学药物能否称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虽然是原理已知、国外已有，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能从原理来制造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需要创造性地动脑筋，设计建造都有创新。而改造药物分子是很多药厂、实验室可以做的，工业化生产药物分子也是我国已经解决很久的问题，在科学和技术各方面都不能比拟两弹一星的高度。

　　因此，如果不清醒我们的头脑，过高估计我国药物的原创性，不仅影响产业导向、影响病人理解，也可能直接危害生产厂家。实际上，国外的原研药专利很快到期，药价将很快下降，而国外新一代作用更强、副作用减小的药物也很快将上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宣传而麻木不仁，最后害自己。

　　之所以有这种过度宣传，一方面是药厂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国新药专项投入经费后能够拿出手的成就太少，我国卫计委也急于希望有东西给社会和病人彰显业绩，只好以此作为交差？

　　中国药物创新的未来有希望

　　虽然中国药物研发不仅与美国有距离，也还不能比肩瑞士这样的人口小国、药物研发大国，但我们无需悲观。

　　生物医药和化学都培养和积累了大批人才是优点，药物研发投资链的建立、投资意向的增加也是优点，有些药厂、有些机构、有些实验室不广为人知的工作中，也不乏默默推进的、重要的、有潜力的、原创性很高的、可能很有效的新药。

　　再乐观一些，国外所谓“十年十亿美元一个新药”（甚至二十到三十亿）的神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打破。陈克恢、张昌绍、屠呦呦、张亭栋没一个用了很多钱。国外大药厂最初也不是靠大量经费成功，而是百年前一些药厂有很好的团队。今天的神话与大药厂高管不思创新、极力避免批评而保住自己职位造成大量失败有关。这种神话普遍影响中国、是国内不敢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耗经费特别多的步骤—临床试验—我们中国需要切实的改进。目前，我国有临床试验能力的单位不多，临床试验的质量不高，临床试验资料可靠性很有问题。能否借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所属临床试验中心或其他的模式，提供高质量、降低成本的临床试验，解决中国特色的质量问题和全球共有的高成本问题，值得考虑。

　　如果掌握药物替代和研发规律，如果依据基础研究发展而获得洞察力，如果各方面有担当，中国也许可能突破这种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