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国家层面实行‘科学外交’策略，将是跳出科学旧辙、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双赢局面。”

　　“在‘十二五’规划中，没有涉及科学外交的观念和具体做法，这是一个遗憾。”

　　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的一场报告中，香港学者余永贤抛出了“科学外交”这个概念。

　　台下的学者、官员、青年学生反应热烈，短短30分钟的报告引发了近2个小时的讨论。

　　余永贤是香港科技促进会原副主席，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地讲学多年。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关注内地的科学发展，并于近年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内地科学布局的一些建议。“十二五”规划前期，他曾代表香港主笔撰写了《香港科技如何参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报告。

　　与科技合作不同，在余永贤看来，科学外交以提升国家影响力为主要目的，其进行的科技交流不一定有实质性合作，也较少抱有短期的功利目的。

　　1985年，余永贤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曾对国家科技管理者提出过相似的概念，但他很快意识到，以当时我国的国力和经济水平，这种提法太过“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