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浩:科学从来不是盲目的

2010-7-01 09:42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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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80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接受采访时刚刚从天津赶回北京,他没有为记者在其紧张的日程中执意加入这段“插曲”感到不快,而是在采访前后,反复向记者致歉:“最近日程太紧,真是抱歉,让你在周末加班了。”

国家需要是他科研的主题

  张存浩1928年生于天津,1947年获得中央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48年赴美国,先入爱荷华大学、后转入密歇根大学留学。按照他本人和家人共同的计划,他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然而,就在1950年,他刚刚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鲜战争打响了。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

  除了异乡越来越浓厚的敌意让人不快,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局面持续恶化,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为了早日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他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

  1950年,张存浩回国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参观了大连化物所。大连有许多当时在国际上都属于精良的先进设备,并且正在开展先进的研究项目,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工作。

  1951年春他谢绝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辞别了家人,来到大连,正式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

  回顾60年的科研经历,张存浩将它分为5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前,每10年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他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而其中有个共同目标:为了满足国家需求。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只在玉门有很小的油田,石油资源十分紧张,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燃油形势十分紧张,刚刚被分配到“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的张存浩,毅然接受了大化所时任所长张大煜交下的任务,投身于水煤气合成液体的研究中。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激化,迫使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于是张存浩又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张存浩回忆,当时这方面资料少,国内以往的积累不足,“我们几乎是从头做起,非常艰难”。然而这项工作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的高度期许:“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撑。”

  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中,张存浩的科研工作主要集中在强激光领域的研究。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高技术,又是一个交叉科学,在当时那种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起步的确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张存浩再次“改行”。

  有人问过张存浩:“你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后悔吗?”张存浩说:“不后悔,我回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回首60多年的科研经历,张存浩说,青年时代也有过自己的科研理想,然而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的科研人生理想,就是国家”。

非主语式的人生叙事

  作为中国分子化学反应动力学、化学激光与激发态化学重要奠基人,张存浩认为科学是一个充满惊奇与惊喜的世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有激情的人。然而当应记者请求,讲述一个让他激动的故事时,这居然是一个“别人”的故事。

  有一种光谱很特别,大家都很想探寻其中的奥秘,一次一个比他小6岁的同行,忽然想出了一个理论,并用实验证实了。张存浩说:“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

  在采访中,张存浩的叙述方式,让记者忽然想起了一个词——“非主语”。尽管这是对他本人人生经历的专访,但他时不时就把话语引向了“他人”。

  1986~1990年张存浩出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学术生涯。熟悉他的人,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凸显了一个不常见的特质。尽管他身为领导、又是项目负责人,在整体研究中发挥着领头雁的作用,而在发表学术文章甚至上报科技奖励时,他从来都是把站在研究第一线的同事们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他说:“我的贡献不如年轻人大。”

  说起他在面对困难任务的信心时,张存浩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的科研队伍了不起。”因此国外能做的,我们通过努力一样能做到,“每当看到一起工作的同事,我就充满信心”。

  张存浩于1991~1999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其间,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项基金的设立,一直受到科学界的交口称誉,谈起这个举措,张存浩再次把贡献归于他人:“我不过是把几个人的想法综合了一下,正式提交上去。”

  在采访的过程中,张存浩一度陷入回忆,沉默片刻后,他面露微笑说:“回顾60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

恒久不变的是奉献

  一生都在围绕国家需求搞科研的张存浩说,时代发展了,应该在“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间找到一个比例的平衡,鼓励“自由探索”,但科学从来就不是盲目的。

  张存浩认为,传承了400多年的现代科学,从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先驱身上代代流传下来的精神中,最可贵、最值得当代中国科学家借鉴的,就是“科研诚信”。

  谈起我国的精神传统,张存浩说:“像王淦昌这样的老科学家,隐姓埋名很多年,真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为中国科学界树立了榜样。”

  干工作不能讲价钱,这是张存浩从比自己更年长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学到的美德,他说,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科学发展60年,这是最值得年轻一代发扬光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