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麒敏(国家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六盘水市钟山区(挂职)副区长)
从2013年伊始，大范围严重雾霾天气开始频繁侵袭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中东部，屡创“历史记录”，波及25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受灾面积超过140万平方公里，受影响人群预估超过8亿，全世界的主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持续报道，并认为此次环境事件暴露了“中国模式”的严重问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PM2.5)等是雾霾主要组成，除气候条件之外，最根本原因是人为污染排放的快速增加和长期累积。关于雾霾的成因，各方说法纷杂，包括特殊气象条件、汽车尾气、燃煤供暖、钢铁石化、建筑扬尘、秸秆焚烧、航空航运，甚至老百姓家里的炒菜做饭，但事实上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持续的空气污染事件要得到彻底治理，无疑需要更宏观的视野。
一、“大国规模治理”的制度性结果
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郑永年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吴稼祥的《公天下》这几本书虽然视角不同，但讲的都是强统一文化下大国的规模治理问题。这几本本身并非讲生态环境的书，但却对大国生态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启迪。当前专家们谈论治理雾霾，着力点都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源于吴晓波所说的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而这个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与维持大国规模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中国历代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伴生着“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和“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这样的中国特色，事实上的大企业家不在民间而在体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