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做祖国发展的参与者
全职归国6年，施一公仍然对成为祖国发展的参与者而兴奋。无论是痴迷科研的“本性难移”，还是坚守讲台的为师之道，或是大胆改革的理想主义，都擦亮了他“美国梦”是过去、“中国梦”是未来的事实：“大我与小我从来无法割裂，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报国。”
6月，苏州，冷泉港结构生物学研讨会上，施一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顶尖结构生物学家，畅谈当今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前沿问题。美国生命科学领域历史悠久、名气响亮的冷泉港会议，因为预见到生命科学将在东方进入一个新纪元而在中国苏州设立亚洲会议系列，并在5年间发展为吸引全世界优秀科学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品牌，这让施一公颇感兴奋。
这并非冷泉港会议第一次让施一公收获难忘片段。2009年10月，施一公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大学，住进小镇纳索旅店的“343”房间。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997年2月，他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就是住在这个房间。12年后，他已然放弃了让人艳羡的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身份，回到祖国追寻理想。原因很简单：他想做祖国发展的参与者。
每当这个情景闪现，一个事实格外清晰：“美国梦”已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归来，趁年富力强时
“有一种蛋白复合物，如果发生突变，就可能会导致老年痴呆症。这项研究上的突破将在未来老年痴呆症的治疗上，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施一公谈起科研时的兴奋劲儿，被他的一些科学家朋友戏称“本性难移”。
“做了几十年学术，不做研究就难受，就像不吃饭会饿，不睡觉会困。”施一公说。正是从学生时代便痴迷学术的这种“本性”，让他曾在普林斯顿登上巅峰：身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又获得了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员殊荣，并被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
不过，“每次回国探亲或开会，我总会被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打动，也常常会联想到自己的将来”。每次乘飞机离开祖国的时候，他也总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内心深处有一种萌动。
因为这份萌动，2008年，施一公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施一公说。
《纽约时报》这样报道他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其实，我的动机再简单不过：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每个中国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与归属感。”施一公说，“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为祖国健康工作至少30年。中国面临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参与并加速这一进程，难道你不会因此而兴奋吗？”
不做科研就心慌
在科研的贡献上，他同样想做一个参与者。“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
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也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但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消瘦。
对科研环境的不适应，因敢言、直言而遭受的一些质疑，也让他遭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
回国的最初两年，每天半夜一个人骑车回家，偶尔，他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不过，辛苦与挫折不能妨碍他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都很激动。”施一公说。
他的同事们戏称：“一公最大的本事，就是给自己和团队‘打鸡血’。”
学生的眼中有这样一个施一公：一大早走进实验室，他已经在那里等待，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与学生讨论课题。一个看起来简单的生化结果，会突然激发他的灵感，面对新的科学发现，他就像看到糖果的孩子。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再艰深的科研都不会让人感到沉闷。
清华大学医学院李海涛曾在美国与施一公见面，几年后，他归国加入清华。在施一公倡导建立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定期交流的教授会上，他感叹于“一公总是不断有新鲜的想法与大家分享”，那种投入与激情不减当年。
“不做科研就心慌。”施一公这样解释自己的科研情结。“若离开实验室几天，不与博士生、博士后讨论课题，我就心虚，觉得自己不务正业。”
施一公坦言，这种状态背后是一种学术上强烈的不安全感。“当你读到一些经典文献，了解到同行取得的重大突破，甚至在学术会议上听到精彩的报告，深受鼓舞的同时，一种不安全感与压力也会油然而生。科学发展这么快，你的贡献在哪里？”
事实上，归国6年，施一公在科研上的贡献显而易见：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他自己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14篇学术论文。在施一公看来，现在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他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期的水平。
就在今年3月，施一公又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晶体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爱明诺夫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引起轰动。而就在此前不久，他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同样令人振奋。
学生也是“一流成果”
用一流成果来爱国——这是一些媒体对施一公报国方式的解读。而在施一公看来，学生也是他的重要成果。
“在清华，我的第一身份就是老师。”施一公说，“教师身份是我的忠诚所在。”
“如果教授不讲课，只能被称为研究员。高校里有一种怪现象，一些教授不上讲台，有人称自己不擅长讲课，有人称自己太忙。”对此，施一公看不惯。
“讲课是育人最重要的环节，精彩的课堂会让学生受益终身。”施一公至今难忘他大学时代讲授生化课程的教授郑昌学。“冬天，他穿着羽绒服走进教室，越讲越兴奋，大汗淋漓地一件件脱衣服，最后只剩下一件衬衫，还撸起袖子，学生听得如痴如醉。我没他讲得好，但希望向他学习。”
施一公对教学的投入，甚至让一些人不那么理解。
“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年轻教授每学年的最低课时数是48节，医学院是64节。而施一公一学年的课有90多节。”李海涛说。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最新课程评估中，“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排名第一，这便是施一公“掌门”的课程之一。
“大学里传授知识的课程太多，锻炼思维的课程太少。”施一公说。在这门课上，学生跟随他领略生命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经典人物，以及重大科学发现的关键实验、重要文献。他在课堂上尽情倾授多年的科学积累，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刚开设这门课时，这位世界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每准备一大节课，就要花上四五天时间。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不仅施一公要站上讲台，他还在学院里规定，引进的年轻人才申请终身教授职位，有一个必备条件：在3年科研起步期之后，每一个学年要达到48学时的授课要求。
“你的科研再忙，有施一公忙？”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俞立说。
不仅如此，在生命科学学院，你还经常可以看到施一公在电脑前帮助学生改论文，在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他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重要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生，他带的多位研究生获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荣誉。
至今，施一公的实验室已经培养出16名博士，被美国知名科学家的实验室争抢。“我毫不怀疑他们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共筑科研“理想国”
归国之初，海外媒体惊呼，施一公将引发吸引更多海外华人科学家回中国效力的“施一公效应”。
施一公全职回国6年，海外媒体的预言成为现实。至今，仅被他引进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的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便有70余名。
对于“施一公效应”，因“最朴素感情”而归国的他并没有预想到，且自认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环境的改善，但是，推动更多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效力，确是他的心愿。
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为了推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改革，并为归国人才创造国际化平台，作为院长，施一公在学院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引进及评估体制，同时在学校支持下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准聘长聘制度，严格学术标准，激发人才活力，共筑科研“理想国”。
改革的核心是在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打破铁饭碗，实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如果在6年之内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水平，就必须离开。
人才引进面向国内外开放，全部实行海外评审专家组评议；薪酬体系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每个实验室配备启动基金，免去了青年科研者项目、经费申请之苦……
俞立难忘施一公对年轻学者不遗余力地支持：“我2008年刚回国时，经费还没到位，他迅速从自己的经费中为我提供了启动资金的支持，并帮助修改了我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使文章的逻辑变得更清晰。这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帮助。”
“一公深知青年科研者从海外归国，最需要的是实现价值的平台，他为此做出的奔走与努力，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祁海说。
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生命科学人才的布局和质量，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在2010年举行的国际评估中，由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总体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2012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生命学科实现历史性突破，名列全国第一。
回望归国6年，施一公仍然对于成为一名“参与者”而兴奋。关于未来，他也更加明晰：“大我与小我从来无法割裂。希望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梦想从未改变，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报国。”
-
焦点事件
-
精英视角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