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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的地方就有他――送别王大珩院士
赵文兴静默地随着长长的队伍往前挪动着。“总是不相信，”他轻声说，“虽然知道老师的病情，但得知他真的去了，我还是接受不了。”
今天，他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老师做最后的道别。“光学仪器计量学用并举现身国家科教事业，战略规划咨询务实为先跟踪世界高新技术”—— 他要送别的老师，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院士。
礼堂外，滂沱大雨中是人们悲伤的面孔。他们中，有王大珩工作过的单位的司机，“这么大的领导，会为我妈妈找人联系医院，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得”；有帮他系过领带的工作人员，“年近90的王老为了一张合影，特地到另一个房间换衣服，仔细地打好领带，我没有见过这么谦和、尊重别人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见这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最后一面。
礼堂内，哀乐低回，挽幛轻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王大珩同志”，横幅下方是王大珩院士的遗像。他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我1978年成为王老师的研究生，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待学术的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同时又会为我们取得的一点点小成绩而高兴，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以下简称“光机所”)研究员赵文兴说。
是的，老师走了，他的鼓励和扶持却被每个学生铭记。“我是做全固态激光器研究的，当时国际上这一领域也刚刚兴起，很多人都还不太了解，老师就给很多专家写信介绍、推荐我们做的工作。”曾任光机所副所长的钱龙生告诉记者，正是在导师的指导和努力推动下，该研究得到国家863计划的支持，并得以迅速发展。目前，钱龙生参与研发的全固态激光器产品年销售额上亿，占同类产品国际市场近50%的份额。
来到这里的人都说自己是“王老的学生”，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中有他带过的学生，也有和他一起工作过的 “年轻人”，而一张张年青的面孔，则是与他从未谋面的物理学的后辈们。
“上大学第一节课我就听到王老师的名字，在光学和精密仪器科学方面，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他，我们这些学生，都会沿着王老师的足迹走下去。”毕业于长春理工大学(前长春光机学院)的孟庆宇说，他在北京的同学和校友得知消息，一起前来送别王老师。
“我的老师爱国，严谨，大公无私。”80岁的姚骏恩院士哽咽着说。
1948年，王大珩回国后先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朝鲜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姚骏恩正是该系第一批学生。
“当时大连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实验仪器都得自己做，从设计、材料到工艺，王老师都亲力亲为，就这样，全年级600多名学生依靠自制仪器完成了物理实验课程，所以他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姚骏恩说。
他说，王老师的“从不为自己着想”也深深影响着他。“当年我去上海精密医疗机械厂交流电子显微镜的技术时，他特地嘱咐我，‘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所保留’。”
“爱国”，同样是高洁院士对王大珩最深的印象。“我从王先生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爱国。他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所做的工作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
“是王先生让中国计量学进入国际舞台，”接替王大珩担任国际计量学会委员的高洁院士忘不了王先生对中国计量学做出的贡献，“质量砝码曾是国际计量学几十年的难题，他提出，原因在于砝码表面吸附了氧原子，这一思路对国际计量局提高质量砝码的精度起到关键作用”。
王大珩担任国际计量学会委员期间，一直致力于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计量学的发展。“他晚年身体不好，但依然关心着我国计量学科的发展，在病榻上还坚持用放大镜阅读资料，了解情况。每次出国回来，我都要向他汇报情况，他也会把他的想法写下来，让我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带去交流。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科技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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