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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贤：生活是行动
人物介绍：
余永贤，广东台山人，1947年2月生于香港。
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英联邦科技管理联盟创会会员及香港代表。
曾担任香港科技促进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法国巴黎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心经济师，香港工程师学会友人院士，香港建设管理交流中心创会董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政策部顾问，协助发展中国家规划科技政策。
认识余永贤多年，直到不久前采访他，才知道这位科技政策专家，也弹得一手好钢琴。几十年来，他的科技政策观察、研究、实践的足迹，跨越了欧、美、亚、非大陆。
出了国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余永贤1947年生于香港，1967年香港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俄勒冈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后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等地工作。
第一次迈出国门，余永贤说：“到了国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件小事，让余永贤至今难忘。
在美国留学期间，学校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为大家演唱自己家乡的民歌。余永贤从小就会弹钢琴，在音乐上颇有造诣，此时才发现自己对中国民歌了解得太少，而更多的香港同学，则只会唱英国民歌。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说：“在那种环境中，我更清楚地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却对中国的民歌了解得这么少，真是惭愧！”
在欧美的游历生活，使余永贤逐渐意识到，“有些问题，要从国际的角度去审视”。
做什么最能贡献社会
1977年，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8年。
不久前，一位早年的学生，去拜访他，谈起当年的旧事说：“您曾经对我说：人不仅要会表达，还要会倾听。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
那是1981年的一次对话，如今这位学生已经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校长了。顺口说出的感想，能对学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让余永贤感到意外的同时，更让他感到责任。
谈起做教师的经历，余永贤说，对学生来说最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毕业后应该做什么”。
余永贤说：“我很少直接回答，而是给出三个问题，让他们自问。”
“我最喜欢做什么？”“我最擅长做什么？”“我做什么最能贡献社会？”
余永贤早年喜欢哲学，上大学时学的是理论物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转向科技政策研究。早年读到了一句歌德的话，一直是他人生的座右铭：“生活是行动，不只是思考。”
作为科技政策的学者，他也以这句话来衡量政策创新。
在他看来，任何政策理论上的创新，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后，都无非是在前人基础上略有推进，而将某一目标付诸实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创新。
因此，在给学生的三个自问中，余永贤认为，最后一问，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问。
把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
1989年，余永贤在香港城市大学开始了产学结合的尝试。“这在当时的香港，是没有人尝试过的事，大多数人都说，很难！”
余永贤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好比是把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不穿鞋，鞋子自然卖不出去。
余永贤下了点功夫后，说：“其实不难。”因为不习惯穿鞋，所以如果换个思路，会发现其实空间很大。
具体到企业，如果只给他们一个“菜单”，他们会说，这里面的我们不需要。如果换个思路，不只给他们一个“菜单”，而是帮助他们分析、了解，怎样让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更好地发挥作用，就会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合作点。
1990年，余永贤在香港城市大学，建立起香港第一个在大学里的“科技园”，成功地引进了企业与大学合作。
最“老”的经济学学生
1992年，45岁的余永贤又回到学校，这次他到牛津学习经济学。“经济是政策的语言，一个国家政策的核心是经济，并围绕此，进行资源分配。”
到牛津后，余永贤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学，这位同学也姓余，小余永贤两岁。他对余永贤说：“你来了正好，本来我是这里最老的学生，现在最老的学生是你了。”
学了经济学，余永贤更深地认识到，搞科技政策的要懂经济学，“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国家项目，也遵循经济学法则”。“可惜的是，如今国内外搞科技政策的人，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的很少见。”
在学了经济学之后，余永贤把经济学中“市场失败”的概念，引入了科技政策的框架。
市场失败
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失败”这个概念，有些东西光靠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比如说科技。大家都知道科技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同时科技也是一个回报非常分散的领域，需要国家集中资源去做——医疗也是如此。
科技、医疗都是“专家物品”（expert goods），这种产品很难被消费者，甚至市场去判断其价值。打个比方说，你去买一件衣服，颜色、款式、面料等等，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其价值。
而如果你去医院，医生说你该做怎样的治疗，大多数人在治疗后，也无法判断是否该接受这样的治疗，其价格是否合理等等。科技也是这样一个极其专业的“产品”。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市场失败的比率比起成熟的市场，要高很多。”
“读歪书”
“读歪书”是个广东方言，余永贤用这个短语，形容把发达国家的经验直接拿到国内用的学者。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市场运作良好，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失败的比率。这是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
一些学者从国外学来了一些优秀经验，直接拿到国内使用，结果发现根本行不通，转而批评国内的种种问题。
“其实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而是两个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余永贤说，“不能直接套用别人的经验和做法。”
文化香港
将平生所学付诸实现，是余永贤事业上最大的追求。由于殖民地文化的影响，香港的科技发展滞后，作为一个香港科学家，他期望以自己所长，改变这种局面。
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从教多年后，如今余永贤将阵地转回了香港，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香港大学筹建科技政策中心。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香港的科技政策研究也相对滞后。他说，在香港组建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并不容易，就像50年前，刚刚有了电脑专业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该把这个专业放在数学系，还是工程系。
“如今的科学也不是50年前了”，那时候，做什么项目，不做什么项目，几个人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就可以了。现在，这是一门学问，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科技政策是一门决策的学问，这门学问做得好了，可以帮助香港的科技尽快地赶上来。
“将平生所学付诸现实”，对余永贤来说，他最终要付诸现实的，是打造一个“文化香港”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