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聚焦与灾难应对政策最近的科学官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套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
奥巴马与科学顾问在一起。
作为一名种群生物学家，John Beddington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捕鱼业，没怎么考虑过火山问题。但是，2010年4月，时任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Beddington发现自己不仅要学会冰岛艾雅法拉火山的发音，还必须应对火山爆发带来的危机。
2010年4月14日，艾雅法拉火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喷发出大量岩浆。受西北风影响，火山灰对欧洲最繁忙的商业航班航线造成了巨大威胁。很快，政府对科学家的要求不再仅仅是弄清火山究竟喷发出多少灰尘，还要求他们计算出火山灰在空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对航班的影响。因此，Beddington被政府从家中紧急召集到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
在危机爆发的第一周，权威机构迅速关闭了受火山灰侵袭的空域，导致全欧洲超过300个机场关闭，850万乘客的出行受到影响。此外，禁令还使得航空公司以及与航空业有关的商业蒙受巨大损失。
作为一名为政府部门出谋划策的科学顾问或科学机构领导人，科学家需要有应对突发事态的能力。《自然》杂志把目光聚焦于3场危机，分别是2010年艾雅法拉火山喷发、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2011年欧洲溶血性尿毒症候群（HUS）暴发，并回顾政府在当时的应对措施。
空中危机
在与首相会谈后，Beddington开始召集一个由火山学专家和气象学专家组成的座谈小组，并命名为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SAGE）——艾雅法拉火山专案组。SAGE是英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获取技术支持并将之传达给决策者的主要机制。
SAGE概念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当时是为了应对疯牛病。SAGE艾雅法拉火山专案组于2010年4月2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在此之前，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限飞政策已经执行了5天，97%的航班被取消。SAGE包括英国地质调查局火山学家Sue Loughlin，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艾雅法拉火山并且他在西印度群岛蒙特色拉特岛工作多年，其间曾经历1997年一次致命的火山喷发。Loughlin 和其他研究者为SAGE提供了艾雅法拉火山的地质历史资料以及当前喷发速度。
但是，火山灰移动的速度和危机的严重程度超出了SAGE的应对速度。欧洲的交通部长受到了来自航空公司的极大压力（要求回复航班），因而不得不在4月19日宣布恢复航班运营。在当时，SAGE还没来得及召开第一次会议。
当最初的爆发停歇之后，艾雅法拉火山仍然在持续向空中喷发火山灰，没有人知道这座火山是否还会再次爆发。在第一次会议召开后的两个月，Beddington又与SAGE成员会谈了3次，要求他们通过评估火山爆发的细节，预测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在诸多需要调查的目标中，SAGE特地指出卡特拉火山可能也会爆发，因为在过去，卡特拉火山与艾雅法拉火山曾相继爆发。顾问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内阁办公室，后者将据此研究未来火山灰紧急事件的应对措施。
SAGE还敦促政府部门评估未来的危机，例如更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但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专家David Alexander指出，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应对危机的速度都太慢了。“仍没有计划应对可能对数百万人造成影响的灾害。”
漏油危机
当欧洲饱受火山灰之苦时，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被灾害弄得焦头烂额。2010年4月20日早上9点，一名在英国石油公司（BP）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工作的工程师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震动。数分钟后，平台爆炸，导致11人丧生且原油大量泄漏，严重污染了墨西哥湾，酿成重大环境灾害。
当泄漏口于2010年8月被堵上时，据估计已经泄漏了490万桶左右的原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新组建的科学顾问团队迎来了重大挑战。
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爆炸是一场令人生畏的灾难，原油以不为人知的速度从海底1500米深处泄漏。但是，在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政府部门仍极大地低估了原油的泄漏量，这个错误为重新封堵钻井平台造成了困难，也让公众对总统应对灾害的能力深感不安。奥巴马政府掌管科学研究的重要官员，例如总统科学顾问、掌管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的物理学家John Holdren最初对被低估的数值无动于衷，尽管当时有科学家提出BP钻井平台泄漏的原油量是政府部门估计的数倍。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一直坚持原油泄漏量只有每天5000桶，但独立科学家利用卫星图像分析浮油量以及研究BP公司介绍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水下油管的视频后认定，每天原油的泄漏量应在2.5万桶到10万桶之间。OSTP高级政策分析师、海洋学家Kate Moran 说：“在我看来，官方一直坚持的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情况。”由于低估了原油泄漏量，BP公司在尝试封堵时遇到了困难，因为预先准备的封堵器材无法堵住喷涌而出的大量原油和天然气。
直到5月27日，政府才承认原先数据过低。顾问团最初预计每天有1.2万~1.9万桶原油泄漏到墨西哥湾。最终，政府给出的官方数字是，爆炸刚发生时的泄漏量为每天6.2万桶，之后于8月份下降到每天5.3万桶。
物理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说服了BP石油公司使用γ射线对水源、水温和水压进行成像，这为进一步处理泄漏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溶血性尿毒症候群暴发
在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事件爆发1年后，德国汉堡市的医生向政府紧急求助。2011年5月19日，3名该市儿童在当地医院被确诊为HUS，这是一种因肠胃感染大肠杆菌导致的可能致命的疾病。因为担忧疾病大范围暴发，汉堡卫生官员联系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后者是德国专门负责疾病控制和预防的联邦机构。
当3名RKI流行病学家于次日抵达汉堡时，他们发现此次事件不同寻常。在之后的数日，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其他患者相继涌现，且不再局限于汉堡地区，并最终演变成为欧洲史上最严重的大肠杆菌感染。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总计有超过3800人患上了急性胃肠道感染，其中有845人演变成HUS，另有54人死亡。而真正的感染源直到7月5日才最终确定——来自埃及的胡芦巴种子。
RKI主席Reinhard Burger说：“本次暴发具有教育意义，告诉人们当一种新的威胁出现时，其发展速度和影响程度将是多么地难以想象。”Burger还指出，本次事件体现了，当来自不同机构的科学家向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汇报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会涌现的诸多问题。
RKI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确定大肠杆菌的感染源，而这种病毒通常由食物传播，因此流行病学家首先调查的是患者近期食用的食物。Burger说：“我们调查后发现，人们在病发前几天食用的食物例如鲜牛奶和肉类都没有问题。”德国北部所有患者的唯一共性在于，他们都食用了包含西红柿、黄瓜和生菜的沙拉酱。5月 25日，RKI与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这些蔬菜与感染有关。
RKI科学顾问说，多家联邦机构同时跟进疾病控制与食品安全问题，相互间共同配合，合力应对危机。但真实情况是，多家机构间的配合是没有效率的。
这些事件证明了科学顾问在应对危机时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他们能向政府领导人和公众传播清晰可信的信息。但目前，科学顾问也面临诸多困难：紧急事件通常令他们措手不及，官僚作风又令他们难以及时将信息传达给决策者。Beddington说：“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套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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