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国际儒学论坛·2010”

2010-12-14 09:36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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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思想研究成了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体现了思想界强烈的现实追求与人文关怀。

  12月4日~5日,“国际儒学论坛·2010”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学者齐聚一堂,体会古人智慧,探寻儒家思想的社会治理之道。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裁金在烈、日本早稻田大学前任校长西原春夫、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华夏出版社社长高文柱等出席了会议。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承办。国际儒学论坛自2004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

  儒学:世界之学、实用之学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总结了儒学的五大特点。

  第一,儒学不仅是中国之学,也是世界之学。从汉代以来,儒学的传播从未间断,而且从中国开始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其大会指导思想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儒学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第二,儒学不仅是汉字的儒学,还是世界语言文字的儒学。目前,儒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如韩语、日语、越南语、英语、法语等。

  第三,儒学不是空虚之学,而是实用之学。儒学是渗透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人们行为道德和行为方式之中的经世致用之学。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曾经提出“儒家算盘”,他将儒家思想应用于经济建设,为儒家思想从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企管之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儒学不是保守之学,而是开放之学。各个国家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各有特点的“日本儒学”、“朝鲜儒学”、“欧美儒学”等。“如今的儒学已不再具有地域性,所以应当从世界人类意识方面进行研究。”

  第五,儒学是发展之学。儒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它的理念得到人类的共识,所以儒学已经深深印在人们心中。儒学成为了中国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儒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价值,对于当代各国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推动儒学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取得共识。儒学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张立文说。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自2002年成立之时,就倡议编纂《儒藏》。经过8年的辛苦努力,在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和鼎力协作下,《国际儒藏》第一批书籍已经出版,这批书籍为韩国“四书”方面的内容,共16册,2000余万字,由华夏出版社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

  张立文认为,文化交流是当代文明对话的最佳选择。儒学作为国际之学,凝聚了各个国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互相尊重、互相吸收、互相借鉴的成果。

  “《国际儒藏》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平台和素材。”张立文希望通过这部书,推动儒学在世界的发展和弘扬,希望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取得共识,同时为建构共同的家园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看来,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过去在思想层面做得不够好,在政策、运作层面更是研究甚少。”

  “儒家思想是最具世俗性和实用性的。‘经邦济世’、‘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民本思想’、‘民生理念’、‘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纪宝成表示,“如要体现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行很好地转化。”

  儒家的治国理念不仅是理念,从理念到制度实际,到运行操作有一整套丰富的文化遗产。纪宝成希望专家学者们不仅从思想层面研究,还要结合当代世界的实际,研究儒家思想在当代的转化,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我们要非常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把儒家思想用到我们的生活实际中去,让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当代的社会治理服务。”纪宝成说。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裁金在烈则认为,“儒家思想天然地与社会治理存在着密切联系”,因为孔子创立儒家的思想学说,其初衷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争霸、战争不断,造成“礼崩乐坏”的社会情势。面对这一混乱无序的社会状况,先秦思想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重建已然崩坏的社会秩序。“这不仅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题,也是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主题。”金在烈说。

  孔子创立的“内圣外王”思想通过孟子、荀子的发展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到汉朝后更是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建立起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完备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为社会治理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持。

  尽管到了近代,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不再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方式,金在烈还是认为儒家思想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儒学思想中的“大同”理想对现代社会治理目标具有强烈的价值引导作用。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把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变成一个充满了人文关怀与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

  二是儒家思想中“德礼并用”的政治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如果将 “德”理解为“道德”,将“礼”理解为现代的法律体系,那么孔子提出的“德礼并用”的思想将指导我们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共同运用法律和道德这两个社会治理的不同手段,使其形成协调的互补关系。

  社会治理:找准结合点

  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思想研究成了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体现了思想界强烈的现实追求与人文关怀。

  “儒家思想,从诞生之初就是与社会运作、政治架构密不可分的。”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向世陵表示,“推崇和谐,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都是儒家的一些理想,也包容在国学所有的学术流派之中。”

  在国学经典中可以看到许多充满智慧和境界的论述。《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种对 “大同社会”的向往,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这些都是古代社会没有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西方工业化后的一些观念,是可持续的、循环的,但不是发展的,主要考虑的是稳定。”向世陵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已经进入经济一体化、信息高速化和文化多样互补的新时代,其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要考虑发展基础上的稳定。”

  “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向世陵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怎么实现社会的安定、社会各个阶层的和谐相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找到发展与稳定的一个结合点。”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认为,儒家思想并不是治理社会的灵丹妙药,但它能够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可资借鉴的无穷智慧如“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为贵”、“和而不同”、“民贵君轻”、忧患意识、重德重孝、重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思想,这些都是当今社会非常需要的,对当今社会的社会治理具有很大意义。“社会的治理主要还是要靠民主、法制、公平和正义,儒家思想并不能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韩星则指出,中国目前在治道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道或者价值的缺位。当代中国的治道有法有术而无善治之道,没有传统的道统对政统的统摄,即没有价值制约与思想指导。

  二是即使治法治术也未能形成系统,不同层面未能互相融通、协调和配合,“这大概与条块分割的体制有关”。

  三是有治无教。延续惯性的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同时在以法治国的思路下加强了法律的制约与惩罚,但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教化。

  四是政府机能僵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各层面竞争失衡,发展失序,缺乏自治功能,一方面消极被动应对政府,另一方面积极主动谋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造成失衡不公,无序、内耗、浪费、破坏严重。

  五是民间非政府组织未能充分发育,未能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事事都要官方体制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效率低下。

  如何解决?结合当今现实,韩星认为,首先,应该重视儒家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教化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儒家德、礼、政、刑一套综合治理的途径和方法仍然有其价值,当然也有必要吸收西方治道的思想和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推进社会的民主、自由、文明、进步。”韩星说,“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确立文化主体意识。只有在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吸纳西方的治道思想和经验,构建中国现代治道体系。”

  其次,复兴儒家礼治治国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

  韩星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由礼乐文化推演出来的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上通下贯、中道制衡的作用”。

  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传统与现实结合

  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主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需要正确、客观地理解与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其次,在对传统社会治理思想有所领会、有所把握的情况下,应该联系当今世界的情况,创造出一种既与传统紧密相连又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思想,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形成一种有益的现代转化。

  “儒家思想从孔子创建以后,不断吸收和包容其他思想,不断自我创新,保持着新的血液注入,创立了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王杰指出,“但是,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要有新的转换,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

  王杰表示,有些人对儒家思想抱有深深的情感,甚至于痴迷化,认为儒家思想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对于儒家思想,既要看到它的优秀部分,也要看到它的糟粕部分,例如‘官本位’,皇权意识、个人崇拜、任人唯亲、‘惟书,惟上,不惟实’、缺乏科学意识、缺乏公民意识,重视群体忽视个体,重农抑商等等都是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残存的糟粕和落后。”王杰说。

  在看到精华和糟粕的同时,王杰强调:“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应该对儒家思想,乃至对中国的文化存有一份温情和敬意,因为它是中国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对民族的文化根脉我们不能完全的批判和否定,不闻不问,无知无畏。我们应该对民族的文化有一种情感、敬畏。正如朱熹所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作为华夏儿女,对于民族的文化——儒家思想,既不能够自大,也不能够自卑,要怀有一种自觉自信的心态。”

  创新:儒学的生命所在

  张立文表示,在当前的新时代、新形势、新危机、新冲突面前,儒学如何与时偕行,以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观点、方法来观照,建构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真正的儒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责任。

  “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和价值,就在于日新、日日新和创新。”张立文说,“如果停滞新陈代谢和丧失创新力,那么,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隐去。换言之,当代儒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无革故鼎新,儒学的生命也会凋谢。”

  张立文所说的“创新”,是指在继承往圣和诸子的基础上,度越往圣和诸子,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而是在“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效能上,充分体贴和把捉时代的现实需求和时代的主流精神,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话题,建构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而自己讲、讲自己。

  张立文认为,当代儒学思想的生命与创新,要深刻反思儒学之所以创新和获得新生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儒学之所以衰落以至遭厄运的历史教训,从而获得启迪。

  “在当代,若仍是唱唱老调子,就会使儒学愈唱愈衰落,愈唱愈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百姓;若执著于儒家文本照着讲、跟着讲,还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讲、承着讲,就会使儒学愈讲愈枯燥无味、愈讲愈枯竭贫乏。”张立文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儒学得以新生,必须“‘自家’体贴出新理论体系、新核心话题、新诠释文本”。

  儒学生命智慧如何创新?张立文表示,和合学是使儒学获得新生命的一种尝试,是儒学在新人文语境中实现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尝试,是儒学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创新的尝试。

  “儒学思想未来的命运,其发展的未来课题,和合学已作出了一些回应。”张立文介绍,和合学提出儒学生命创新的五大原理,即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

  “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华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 ——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价值目标,不仅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宗教、道德的价值诉求,而且为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的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张立文期盼和合学在未来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