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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烟令: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新华社长沙5月15日专电(记者谢樱)卫生部日前在例行发布会上对外宣告,从2011年1月起,我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
“全面禁烟令”一下达,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不少群众认为公共场所禁烟乃大势所趋、大快民心,也有市民认为禁烟令或许最终只是“一纸空文”,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仍是悬念。目前,已有十余载禁烟史的公共场所吸烟仍屡禁不止,众望所归的“禁烟”究竟难在何处?
禁烟是否会成为一纸空文?
禁烟令的下达,在亿万国民拍手叫好表示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的质疑。据卫生部妇社司司长杨青介绍,自2011年1月起中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烟,实际上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而提出的目标。我国政府于2003年10月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没有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其实,中国不少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地方禁烟通告,每年一届的“无烟日”总会大力宣传,2009年5月卫生部等部门也联合发出《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但烟在生活中仍旧无处不在,在商场、游戏机房、KTV、网吧,禁烟标志随处可见,但公共场所仍是“烟雾缭绕”。
不少城市现在执行的禁烟规范和卫生部提出的全面禁烟要求有着较远的差距。
长沙市爱卫办副主任成菲菲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长沙目前执行的是1997年出台的公共场所禁烟通告,其中对于禁烟难度更大的“工作场所”并没有涉及。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克服现有工作困难和加大禁烟力度,长沙市爱卫办暂时还没有新的工作方案和计划。“可以说,全面禁烟工作难度还是很大的。”成菲菲说。
尽管如此,不少市民还是表达了对禁烟的强烈期望。“禁烟不仅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希望这次政府的禁烟令不再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长沙市民刘隽说。
禁烟能否撼动“烟文化”?
在政府如何举措落实禁烟政策之外,中国氛围浓郁的“烟文化”大行其道,也成为这场禁烟战争的主要对手之一。
“吸烟已经成为办公室的一项休闲娱乐,领导来了递根烟、打个火,同事互相讨烟抽,甚至不吸烟的员工为了和同事打成一片也对递来的烟来者不拒。同事们都挺熟悉,又缺少有效的监管,女士也只能被迫吸二手烟了。”面对抽烟的同事和领导,刘隽只能无奈忍受。
在中国,烟草已经不是简单的可吸物,更多的是人与人沟通的纽带。调查显示,61%的人认为敬烟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烟文化”或多或少已成为了一种“交际文化”。在各种固定的或临时的吸烟圈子里,递烟、接烟、点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面对全面禁烟令,被访的一些商家也表示怀疑和担忧:“在一些公共场所吸烟,很多人觉得已经习以为常,吃饭喝酒不抽烟怎么行?泡网吧酒吧不抽烟怎么行?”对他们来说,要服务人员加强禁烟监督很可能带来顾客的流失,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收益。
这种独特的“烟文化”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税收收益。据统计,2009年烟草税利破5000亿元,同比增长12.2%,远远大于全国总税收9%的增长幅度。而烟草为地方政府所作的贡献更大。据了解,烟草税收是烟草大省云南、湖南财政的重要部分,再细分到一些地市,烟草甚至成为绝对支撑,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六七成。
文化因素与经济利益的相互纠缠,让许多民众对禁烟令的落实并不看好。
禁烟需要多管齐下
“要实行全面禁烟,首先应该制定一部有操作性的禁烟法规来支撑。”成菲菲告诉记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全面履行的期限在即,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与全面履行公约的要求尚存在很大差距,没有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地方法规位阶比较低,禁止吸烟的场所有限且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不足以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
此外,爱卫办作为倡议禁烟的政府机构,在开展禁烟工作中也面临着不少困难。“长期以来,爱卫办并不具备任何政府职能,而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负责禁烟、控烟的日常宣传和倡议,来提高市民对吸烟危害性的认知,并没有执法、监管权力。实施禁烟,大力监管和处罚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应成立具体职能部门来对其进行有力监管。”成菲菲说。
不少受访市民也建议,要加大对违规吸烟者的处罚力度。长沙市民乔向峰认为,公众场所禁烟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地方市民的素质及处罚措施的严厉程度。如在西方一些国家制定的禁烟规定很严厉,在公共汽车上吸烟要被罚款数百到数千元不等,在这种“重罚”政策下,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违法成本巨大,控烟的觉悟也会被迫提高。
此外,监督部门怎么迅速执法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难点。“在公共场所烟民不听劝阻执意抽烟,等到市民举报执法部门赶到时,吸烟人可能早就已经熄灭烟头或离开,很难将处罚落实到位。”长沙市民盛诗宇说。成菲菲建议,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综合执法的模式,充分调动街头警察、城管、环卫工人、市民监督等进行综合管理,来达到杜绝公共场所吸烟的目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广泛宣传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危害,提高市民互相监督、制止吸烟的意识,用社会成本、道德成本来约束瘾君子熄灭烟头。
还有部分受访市民表示,禁烟还需从管好烟草供应方入手。目前我国卷烟的综合税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60%―70%的高税率,应该进一步提高对烟草公司的征税,用价格因素减少吸烟人群的数量,达到禁烟的效果。
“我国烟民群体庞大,百姓禁烟观念落后,即使有严格法规出台,公共场所禁烟也不可能一步到位。禁烟之路要摒除以往无烟日式‘一阵风’的监管模式,创新日常检查和不定时突击的长效机制,而且恐怕将要打一场需要最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持久战’。”成菲菲说。
“全面禁烟令”一下达,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不少群众认为公共场所禁烟乃大势所趋、大快民心,也有市民认为禁烟令或许最终只是“一纸空文”,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仍是悬念。目前,已有十余载禁烟史的公共场所吸烟仍屡禁不止,众望所归的“禁烟”究竟难在何处?
禁烟是否会成为一纸空文?
禁烟令的下达,在亿万国民拍手叫好表示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的质疑。据卫生部妇社司司长杨青介绍,自2011年1月起中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烟,实际上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而提出的目标。我国政府于2003年10月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没有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其实,中国不少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地方禁烟通告,每年一届的“无烟日”总会大力宣传,2009年5月卫生部等部门也联合发出《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但烟在生活中仍旧无处不在,在商场、游戏机房、KTV、网吧,禁烟标志随处可见,但公共场所仍是“烟雾缭绕”。
不少城市现在执行的禁烟规范和卫生部提出的全面禁烟要求有着较远的差距。
长沙市爱卫办副主任成菲菲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长沙目前执行的是1997年出台的公共场所禁烟通告,其中对于禁烟难度更大的“工作场所”并没有涉及。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克服现有工作困难和加大禁烟力度,长沙市爱卫办暂时还没有新的工作方案和计划。“可以说,全面禁烟工作难度还是很大的。”成菲菲说。
尽管如此,不少市民还是表达了对禁烟的强烈期望。“禁烟不仅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希望这次政府的禁烟令不再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长沙市民刘隽说。
禁烟能否撼动“烟文化”?
在政府如何举措落实禁烟政策之外,中国氛围浓郁的“烟文化”大行其道,也成为这场禁烟战争的主要对手之一。
“吸烟已经成为办公室的一项休闲娱乐,领导来了递根烟、打个火,同事互相讨烟抽,甚至不吸烟的员工为了和同事打成一片也对递来的烟来者不拒。同事们都挺熟悉,又缺少有效的监管,女士也只能被迫吸二手烟了。”面对抽烟的同事和领导,刘隽只能无奈忍受。
在中国,烟草已经不是简单的可吸物,更多的是人与人沟通的纽带。调查显示,61%的人认为敬烟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烟文化”或多或少已成为了一种“交际文化”。在各种固定的或临时的吸烟圈子里,递烟、接烟、点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面对全面禁烟令,被访的一些商家也表示怀疑和担忧:“在一些公共场所吸烟,很多人觉得已经习以为常,吃饭喝酒不抽烟怎么行?泡网吧酒吧不抽烟怎么行?”对他们来说,要服务人员加强禁烟监督很可能带来顾客的流失,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收益。
这种独特的“烟文化”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税收收益。据统计,2009年烟草税利破5000亿元,同比增长12.2%,远远大于全国总税收9%的增长幅度。而烟草为地方政府所作的贡献更大。据了解,烟草税收是烟草大省云南、湖南财政的重要部分,再细分到一些地市,烟草甚至成为绝对支撑,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六七成。
文化因素与经济利益的相互纠缠,让许多民众对禁烟令的落实并不看好。
禁烟需要多管齐下
“要实行全面禁烟,首先应该制定一部有操作性的禁烟法规来支撑。”成菲菲告诉记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全面履行的期限在即,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与全面履行公约的要求尚存在很大差距,没有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地方法规位阶比较低,禁止吸烟的场所有限且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不足以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
此外,爱卫办作为倡议禁烟的政府机构,在开展禁烟工作中也面临着不少困难。“长期以来,爱卫办并不具备任何政府职能,而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负责禁烟、控烟的日常宣传和倡议,来提高市民对吸烟危害性的认知,并没有执法、监管权力。实施禁烟,大力监管和处罚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应成立具体职能部门来对其进行有力监管。”成菲菲说。
不少受访市民也建议,要加大对违规吸烟者的处罚力度。长沙市民乔向峰认为,公众场所禁烟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地方市民的素质及处罚措施的严厉程度。如在西方一些国家制定的禁烟规定很严厉,在公共汽车上吸烟要被罚款数百到数千元不等,在这种“重罚”政策下,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违法成本巨大,控烟的觉悟也会被迫提高。
此外,监督部门怎么迅速执法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难点。“在公共场所烟民不听劝阻执意抽烟,等到市民举报执法部门赶到时,吸烟人可能早就已经熄灭烟头或离开,很难将处罚落实到位。”长沙市民盛诗宇说。成菲菲建议,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综合执法的模式,充分调动街头警察、城管、环卫工人、市民监督等进行综合管理,来达到杜绝公共场所吸烟的目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广泛宣传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危害,提高市民互相监督、制止吸烟的意识,用社会成本、道德成本来约束瘾君子熄灭烟头。
还有部分受访市民表示,禁烟还需从管好烟草供应方入手。目前我国卷烟的综合税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60%―70%的高税率,应该进一步提高对烟草公司的征税,用价格因素减少吸烟人群的数量,达到禁烟的效果。
“我国烟民群体庞大,百姓禁烟观念落后,即使有严格法规出台,公共场所禁烟也不可能一步到位。禁烟之路要摒除以往无烟日式‘一阵风’的监管模式,创新日常检查和不定时突击的长效机制,而且恐怕将要打一场需要最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持久战’。”成菲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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