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论坛综述:创新人才培养,箭在弦上,路在何方

2010-11-23 08:44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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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成功落下帷幕。

  作为论坛主席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然心系祖国,关注祖国的未来,令人敬佩。尤其,他在会上就创新之道发表的主旨演讲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特别邀请参会学者、大学校长和大学生从不同角度对李政道先生的主旨报告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解读,期望能为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求得几剂良方。

  ●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当前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一对一”:重视创新素质培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于这道有关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李政道也一直在思考。

  通过梳理钱学森的成长历程,李政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

  “‘一对一’,也并不是一个老师只能教一个学生,可以教两个、三个、四个。”李政道自己就是这种精英教育的受益者,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尽管费米教授当时非常繁忙,可是不管有多忙,每星期都要花上半天时间给李政道作“一对一”的教导。李政道强调:“一位教授可以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实现‘一对一’。”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与李政道是多年的好朋友。她谈了李政道非常重视青年学生的创新素质培养。

  “李政道过去每年一般只招一个学生,最多招两个。因为他认为,培养一个博士生,不是一两年的事,也许需要四年、五年、六年才能培养出一名博士生,而且还要‘一对一’地和他们讨论,这样已经觉得忙不过来了。”李佩希望大学教授都能够像李政道所说的那样,“通过‘一对一’的精英教育来培养人才”。

  李佩回忆,1979~1989年,在李政道的创议和帮助下,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实行了10年,共有900多名中国年轻学子出国深造。“至今,每年暑假中科院研究生院都会举办一场‘李政道讲座’,送去美国学习的物理博士生中有成就的人都回到北京,把他们所学的、比较前沿的学术问题介绍到国内来”。

  此外,李政道还和家人拿出全部积蓄设立了“秦惠莙—李政道基金”,专门用于资助优秀大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到科研院所观摩见习,开阔眼界。目前,海峡两岸受到这个基金资助的年轻学子已超过千人。

  何为“一对一”精英教育

  李政道关于“一对一”精英教育的阐述受到学界关注的同时,也让国内不少开展“一对一”教育的家教机构备受鼓舞,有的机构甚至打算将李先生的话作为招生宣传。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出:“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精英教育,和这些家教机构的‘一对一’教育,不是一回事。”

  熊丙奇说,目前那些“一对一”教育的“个性”,大致体现为:教育机构的老师,先分析学生现在的学习状况,查找各科的薄弱环节,然后制订“个性”辅导方案,其意图是提高这些科目的考试成绩。

  “以提高学生中考、高考科目成绩为目的的‘一对一’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性教育,而不过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一个模式的‘人才’,即考场上的高分者。”熊丙奇说,“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国大学现在也普遍采取导师制,但主要针对研究生,本科生并无导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加上教师的科研任务很重,就是有导师的硕士和博士,也很难有“一对一”的机会。调查显示,有的导师同时带的硕士和博士超过100人,更不用说本科生下课之后,就见不到老师的身影了。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熊丙奇说。

  熊丙奇还认为,要开展真正的个性教育,激励学生善于探究、创新,必须改革升学考试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有广阔的空间,让学生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充分的选择权,包括选择教育、选择学校、选择教师,当每个个体受到尊重,才有个性教育的可能。没有这样的教育环境,连“导师制”也会异化为“伪导师制”,形式上的“一对一”教育,也就会被误解为“个性教育”。

  “倘若这样的‘个性教育’成就为主流,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将更为沉重,个性将被学科成绩扼杀,更别指望创新人才的出现。”熊丙奇感慨道。

  质疑精神:创新的前提

  费米曾说:“任何物理疑问,都应该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找出路径,克服困难,寻求答案。”费米的教导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在李政道看来,芝加哥大学留给他最珍贵的回忆就是费米教授的发问。

  李政道说:“费米特别注重培养博士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面对所有问题,我都想费米老师会怎样做。这才是真正的教授学生。”

  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李政道给青年学生的建议是:“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对于这一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四学生何文娟深有感触:“对待提问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我们质疑精神的有无。”

  何文娟在南宁实习时,曾对高一重点班的54名学生做过一个质疑精神的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当场质疑老师观点的同学?结果是,78%的学生认为这是能够独立思考的表现,但是仍有10%的学生认为这样做不尊重别人,6%的学生认为这些人喜欢挑刺。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质疑的同学不受欢迎?80%的学生认为会影响正常教学,20%的学生认为质疑了也没用。而关于能否“在课堂上发表自认为比较独到的看法”的问题,只有21%的学生能自信地表达,而38%的学生怀疑自己的看法不成熟,25%的学生害怕被同学嘲笑。

  “虽然对一个班级的调查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或者全国的普遍情况,”何文娟说,“但是想想我们身边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在中国的课堂上提出质疑或补充意见似乎已经成为不正常的行为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对提问人投以异样的眼光时,我们自己质疑的权利同样也被抹杀了。”

  常听到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说:“等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的。”也常听老师对学生说:“以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时间讨论。”似乎在课堂上,不提问、不发言成了最安全的方式。

  国外也是这样吗?最近,哈佛大学公开课的视频在网上被热捧,每集的点击率都超过4位数。 1000多名学生坐在罗马剧场式的大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几乎老师的每一个提问都有一大片学生举手。教授在第一节课上就对学生说:“这门课是一次冒险,因为它所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新信息,而是教会我们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教授用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提问、应答、反驳、再追问,使学生不得不陷入思维的冲突,在满腹疑问中寻求出路。

  “只有从对常识的麻木中脱离出来,才能获得新的质疑点、新的思考点以及新的发现点。”何文娟说。

  何文娟还深刻地感觉到,在大学里,教授的学术态度、学术能力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提出质疑的学生有无,取决于老师创新精神的有无。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要以身作则”。

  艺术:为创新插上飞翔的翅膀

  很多大科学家都认为科学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李政道也不例外。他一直有一个基本思想,即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李政道日前接受《科学时报》专访时,又一次阐述了他对艺术与科学的独到见解。什么是美?李政道的回答是:“自然本身就是美。自然现象有很多很多可能性,最自然地发生的事情是所有可能性的一个极值点,这个极值点是自然力要追求的,也是最完美的。”

  李政道认为,种种自然现象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的。人的思想可以依照定量性的规律跟自然现象结合,而且这个定量性的关系是可以永远重复的。“这个规律就是科学。我们能够用一种函数的极值点把这个规律表达出来,这便是科学的力量”。

  李政道关于科学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引起了不少大学校长的关注。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提出:“应该努力将宽厚的科学基础和文化修养与高深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知识体系。”

  吴德星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是士大夫教育的重要内容。经过这样一种“雅文化”的熏陶,使得士大夫们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有了切身的体会和领悟,更使得他们在整体上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有气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主要载体。相近的兴趣爱好和统一的价值取向,使得士大夫阶层相对稳定,由他们为中坚力量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有了长达千年的平稳发展。

  与此同时,吴德星指出,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未能孕育出系统庞大的科技文明,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所谓“奇技淫巧”的轻视和不注重逻辑思维训练的倾向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只有把近代科学精神有机地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才能重放光芒”。

  如何培育学生的人文艺术底蕴?这是吴德星任校长以来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他表示,要注重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开设人文、历史、哲学、艺术等通识课;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来校开坛授课,丰富和提升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充分利用学生团体活动、各类讲座、音乐会和科技创新训练等第二课堂形式,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鉴赏力,引导学生对“原问题”的深思,对已有结论的质疑和批判,鼓励他们在阅读和思考经典中,在欣赏和创作诗歌或者音乐中,不断提高道德判断力,培养想象力,开拓创造力,增强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此外,还要努力破除应试的思维习惯,勇于挑战权威,敢于自由地探索、自信地表达、自主地实践。

  西南联大的启示:多元化培养

  谈及自己的创新思维,李政道坦言,与早年的教育经历密不可分。

  1945年抗战期间,李政道转入西南联大学习,师从吴大猷和叶企孙。那时候环境很恶劣,教学条件很差,但依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李政道认为:“这与当时的西南联大精神是分不开的。”

  西南联大的精神被归为“爱国、科学和民主”。现在很多大学也在提倡这三条,为什么再也没有西南联大的辉煌呢?

  带着这个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多次阅读了《联大八年》一书。书中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令他印象深刻:“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秦伯益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是珍惜有识之士能够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联大的成功不能单看那八年,而是联大继承了八年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几十年坚持的校风和传统,八年以后联大学子还继续潜心学术,结出了硕果,这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秦伯益说。

  谈到学术自由,秦伯益认为,大学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教材应该由教师和学生自主选择,不必全国统一;高考是必须的,但是统考是不合适的。“统一高考引发的应试教育,正在扼杀青年人的个性和智慧,而缺乏个性和智慧的人不会有大的创造性”。

  秦伯益说:“社会的人才需求是多元的,教师和学生的特长原本也是多元的。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造就大批有特长和个性的人才,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是现代教育的使命。”

  体制问题:阻碍创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坦言:“李政道先生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意见非常重要,也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达到李先生所说的那种人才培养模式,我认为比登天还难。”

  因为,在章启群看来,中国目前人才培养的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国内虽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近年来很多中国学生都进入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学习,也没有成为杰出人才。即使按照有关部门的计划,若干年后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可能还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大学的,也没有上过中学和小学的。这个现象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熊丙奇也表示,现在学生发表的论文特别多,尤其是硕士和博士,每个简历都列了一大堆发表的论文。“但是其中有多少是垃圾论文?这些垃圾论文是以‘创新’的名义推进的。现在有很多的创新泡沫,但却缺乏创新人才。这是很严峻的问题”。

  章启群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教育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计划教育”,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最后一个堡垒。

  “可以说,我们全部的国立学校,从小学(甚至幼儿园)、中学到大学,实质上都是政府的部门。学校的运作模式、管理方法,也是行政的模式和方法。即使有些了解教育规律的人们要有所作为,也被这个模式束缚、挤压,以至于夭折。”章启群表示,这个体制不改革,任何个人都没有回天之力。然而,要改革这个体制,也不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整个大政方针的问题。

  章启群直言:“在现有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所有的改革,实际上都没有多少效果。事实情况恰恰是,现行的‘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让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个普通官员,甚至都掌控了全国大学的‘要穴’。教育行政部门掌管的巨大项目经费作为教育管理的手段,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科研成果作为回报,更糟糕的是在道德和学术两方面腐蚀和摧毁了一些人才。因此,体制不变,教育行政部门的某些‘政绩’越突出,对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效果可能正好相反。”

  章启群还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今后绝不可能从国外引进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尖端的人才必须要依靠我们自己培养;第二,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污染了,下游的问题不可避免,也是防不胜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