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重要问题正围绕着一个联合国资助项目的运作而产生。该项目被期望能筹集数十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且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5年前，绿色气候基金（GCF）在一次于墨西哥坎昆市举行的联合国会谈上成立。发展中国家将其视为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获取财政援助的主要希望之一。然而，这个由韩国仁川一个小型团队管理的基金正拼尽全力从富裕国家筹集资金。尽管它在11月6日于赞比亚利文斯敦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了首个援助承诺，但观察者表示，他们对GCF抄近路赶在12月的巴黎全球气候大会前发布资助方案表示担忧。

　　“我们为该基金的社会和环境保障、协商过程、问责机制和透明度而担心。”在美国华盛顿非政府组织（NGO）——“行动援助”关注气候融资的政策分析师Brandon Wu表示。他参加了在赞比亚举行的上述会议。

　　坎昆协定建议，到2020年，每年的气候援助总额应达到1000亿美元，但私人和公共资金之间的平衡以及有多少资金经过GCF之手并未得以明确。

　　在气候融资领域，GCF只是一个小型“玩家”。国际智库——“气候政策行动”（CPI）表示，如果将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的资助包括进来，已有上千亿美元在全球流动。当然，GCF仍是规模最大的全球公共气候基金。

　　该基金的最初目标是在开始分发资金前筹集100亿美元，并且计划在减轻灾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之间平分资金。到今年10月，它收到了102亿美元的承诺捐款，而外汇汇率的变动已使其减少至91亿美元。不过，仅有58.3亿美元获得正式同意，8.52亿美元进入基金的口袋里。美国是援助国名单中最重要的缺失国：去年，它承诺捐赠30亿美元，但尚未签署捐款协议。

　　“按照这种速度，我们将无法有什么大作为。”GCF的24人委员会印度代表、经济学家Dipak Dasgupta表示，在赞比亚获批的提案——8个气候项目共1.68亿美元——是“很小的变化”。提案包括秘鲁的一个湿地恢复项目、孟加拉国的抵御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可持续能源企业提供资助的“绿色池塘”方案，但有7项方案将不会获得资金，直到它们符合进一步的项目具体条件。

　　在布朗大学研究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Timmons Roberts表示，发达国家或许并不愿意将资金转移到该基金。“很多发展中国家和NGO认为，所有资金都应流经GCF之手。”他说，“但捐助的国家总是守护着其通过能控制的渠道注入资金的能力，无论是通过自己的双边机构（比如美国国家开发署）还是通过专门的世界银行基金。”

　　作为获得许可的“公民社会观察员”参加赞比亚会议的Wu表示，目前还存在关于GCF如何运作的担忧。他担心，比如在耗资62亿美元的秘鲁湿地项目获批前，并不会充分咨询原住民社群。GCF文件显示已进行过咨询，但对于这个项目和其他项目来说，在墨西哥城为非营利性环保法律机构AIDA工作的Andrea Rodríguez Osuna表示，该基金并未拥有针对其说法的独立复核。Rodríguez Osuna也参加了在赞比亚举行的会议。

　　她同时表示，GCF的运作流程也不透明。“该基金没有信息披露政策和问责机制，而委员会正在批准项目提案。”

　　比如，对于在委员会会议上获批的8个项目来说，只有提案文件能公开获取到。其中，两个私营部门项目只有摘要。“几乎没有评估一个项目优势或任何潜在负面影响所需的不偏不倚的信息来源。”Wu表示。同时，该基金委员会和一个独立的技术顾问小组所作的项目评审并未被公开披露。

　　对于一些人来说，另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是GCF正将资金主要注入像世界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一样的多边或私人银行等国际机构，而非将其直接送到正在进行项目的发展中国家的机构。

　　Rodríguez Osuna说，GCF还是新手，并且人员严重不足。观察者则希望，他们的担忧只是初期的困难。该基金执行理事Héla Cheikhrouhou已承诺“更多项目正处于开发中”。

　　关于富裕国家正扩大公共气候资助规模的声明已经作出。然而，专家认为，这些资金是新增的还是从诸如海外开发援助基金等其他地方重新流回的款项尚不明确。“对于什么构成了新增款项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意大利威尼斯主导CPI全球融资项目的Barbara Buchner表示。

　　不过，Buchner说，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对低碳能源项目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和减轻灾害的全部资助远远低于对需求的预估值。“我们需要数万亿美元，而不是几十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