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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厂成台北著名景点 在烟囱上观景喝咖啡
市民上网可监控垃圾焚烧厂。
焚烧厂的补偿设施：游泳馆和幼儿园。
北投垃圾焚化厂成台北著名景点 市民无需预约随时可进厂监督
每天傍晚六七点钟，无法回收的垃圾陆续被送到台北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北投垃圾焚化厂焚烧，而这里，也是台北著名景点，在101大楼诞生前，这座垃圾焚烧厂的“彩虹”图案烟囱曾经是城市的地标，以世界上首个烟囱上的旋转餐厅闻名。
当大陆各地的垃圾焚烧厂面临“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时候，台北的垃圾焚化厂面对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垃圾不够烧。而在10多年前，台湾也曾爆发大规模的反垃圾焚烧运动。
“那就是北投焚化炉”，行驶在台北市快速路上，司机指着远处一个彩虹图案的长柱体说。如果不是高塔上闪烁着的红色控制按钮，很难将这座七彩外观的建筑物与垃圾焚烧厂的烟囱联系在一起。
无孔不入的监督
没有任何登记手续，记者“顺利”地走进北投垃圾焚化厂。难道是疏于管理?北投焚化厂公众服务组工作人员顾志康笑呵呵地反问记者：“为什么要登记?那样的话，市民来参观多不方便?”
顾志康说，不用任何事先通知，台北市民就可进入北投垃圾焚化厂。傍晚的垃圾焚化厂，除了三三两两的工作人员和进出的垃圾车，非常安静，也闻不到刺鼻的臭味。当设备运行的时候，看不见烟囱吐黑烟(因为垃圾充分焚烧产生的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所以一点黑烟也没有)。为了不引起老百姓的担忧，垃圾焚烧厂还加了烟气水雾控制系统。
“以前，傍晚和深夜常有市民来焚烧厂看，现在来的少了，因为可以上网监督，”顾志康说。焚化厂每两个月要把运行状态的各个指标公开上网，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的排放要一目了然，市民可以质询，环保部门每年也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突击检测。在台北市环保局网站上，对公众公开的，还有焚化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为了方便市民检查，台北市环保局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了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随时可以上网监督。记者在台北市登录北投垃圾焚化厂的网站，果然有相关软件供下载，并能看到该厂的“即时影像”。画面不时切换，既能看到垃圾现场输送，也能看进炉烧的是什么——无孔不入的监督。
目前北投垃圾焚化厂配置的4台焚化炉属于混烧式机械焚化炉，燃烧温度最低也要达到850摄氏度，以防止废气，以及致癌物质二噁英的产生。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标准0.11ng/Nm3，低于欧盟标准。
虽然经分类后需进入焚化厂焚化处理之垃圾仅剩约为15%~40%，为解决垃圾焚烧后的底渣和飞灰固化物仍须掩埋的问题，台北市焚化炉一天产生的 38吨飞灰本要加化学药剂制成52吨的飞灰稳定化物掩埋，而炉底渣则再利用，作为道路管沟回填。不久前启用的新技术，则是将飞灰中的盐分水洗及将重金属稳定化之后，以1比300的比例作为原料制成一般水泥，达到“全回收”。
建游泳池幼儿园回馈市民
在垃圾烟囱上喝咖啡，这是北投垃圾焚化厂的独特创意。记者乘坐电梯来到烟囱上的旋转餐厅，只见不少游客在此一边品尝咖啡，吃点心，一边惬意地远眺阳明山、淡水河、基隆河。“每天大约有二三十名游客光临”，餐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而这只是台北的北投垃圾焚化厂垃圾处理工程的一项“回馈市民设施”。 记者看到焚烧厂周边一派绿意盎然，大型文体中心内设SPA区水疗按摩池、温水游泳池、各类球场等，周边邻里地区的市民可凭身份证明免费入场。文体中心南侧是幼儿园，建在垃圾焚烧厂旁边的幼儿园爆满，120多个学位供不应求。
“首先，当局应该承认垃圾处理工程有一定的扰民性，会对周边的居民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在此前提下，当局须考虑有一笔社区回馈工程的预算。如果建立一个垃圾处理厂，同时考虑在周边建一个公园、公共文娱设施，与垃圾处理厂的负面效益形成平衡，就可以提高居民的接受度。”台北市环保局局长吴盛忠说。
台北市垃圾掩埋场一年付出1500万新台币反馈给当地，其中最基层的里(行政层级，相当于大陆的街道)，要保障70%的资金(因为受影响集中于所在里)并进行自来水补助、电费补助、免垃圾费。而焚化厂，则每烧一吨垃圾给所在区200元新台币回馈金，也就是每日超过30万元新台币，保障20%给所在里，而相应区域则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回馈金。
1969~1985年，台北垃圾都是运到基隆河旁的内湖露天堆放。1985~1994年台北垃圾主要在山猪窟垃圾掩埋场填埋，随着填埋场容量逼近上限，导致垃圾堆放街头引发垃圾大战。1991~1998年，台北市兴建了内湖、木栅、北投三个垃圾焚烧厂。
作为“邻避”(英文Not In My BackYard，“别在我家后院”，简称NIMBY)设施，台北兴建垃圾掩埋场和垃圾焚烧厂时都遭到民众抗议。1998年，台北北投焚化厂开始营运，附近居民观察到当运送一般事业废弃物(医疗废弃物、轮胎等)的垃圾车进入焚化炉时，臭味会更浓。这中间有很大的经济动因：医疗废弃物处理一吨要 5万元新台币，如果偷运进入焚化炉，处理成本只需两千元，却给周边环境带来恶劣影响。于是，居民们自发性地联合社区中的教授、老师、退休的公务员和企业人士，甚至还有检察官，组织了一个称为“唭哩岸环保志工团”的环保团体，长期对北投焚化厂进行监督。
召集人王培英表示，志工团工作内容是，积极做社会环保教育，倡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以及垃圾减量的工作;监督焚化厂及相关单位，做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并督促当局对居民的健康做病理医学研究。
王培英表示，他经常半夜带着团员和检察官去突击北投垃圾焚化厂，被查获的非法垃圾，包括废轮胎、废电缆、土壤，甚至有医疗废弃物，因此，“那些违法业者，现在‘跑路’的‘跑路’，被抓的被抓。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很踏实地监督焚化炉，这样我们所吸的空气才会新鲜一点。”
民间与当局达成共识
台北市有三个垃圾焚烧厂：内湖(日处理900吨)、木栅(日处理1500吨)、北投(日处理1800吨)垃圾焚化厂，日处理能力4200吨，现在饱受垃圾不够烧的窘境，要轮流停炉休息。另有一个填埋场：山猪窟垃圾掩埋场，1994年每天掩埋垃圾2501吨，到2010年日掩埋量仅为59吨，垃圾锐减97.6%，仅填埋焚烧后的剩余物和作为应急处理设施。
台北市仅有260万人口，即使按每人一公斤垃圾产量计算，当年按照4000吨处理能力建焚烧厂都大大过剩，为何当年决策要建超需求的焚烧厂?对于这个疑问，台北市环保局局长吴盛忠告诉本报记者，“10年前觉得会不够用，准备总共盖5座垃圾焚烧厂，现在反而3座还多了，有的厂可能要慢慢做转型，成为博物馆、环境教育中心。回头想想当初的焚化炉发展政策，应该是在建造焚化炉之前先做垃圾减量;如果不减量，以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能盖多少座?”
台湾环保组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协会监事陈建志认为，正是民间团体对垃圾处理设施的监督与参与，令当局逐渐吸纳了民间社会的诉求和理念，制定“零废弃政策”，这项政策将过去着重废弃物末端处理的方式，转变成源头减量与回收再利用的管理方式。“目前在源头减量上基本上做到了预算公平，堆肥和资源回收，会有奖励和补助;不建焚烧炉的地方，要转运到外地焚烧，会有补偿机制。”陈建志说。
最终，民间与当局达成了共识：不是更多的焚化炉，而是更少的垃圾，乃至零垃圾。
台北只有一个填埋场
广州与台北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填埋场，对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但到90年代广州仍在建填埋场(建了5个)，只是对生活垃圾进行消纳(将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转移或隔离至适当的空间置放)，而台北只建了1个填埋场，却建了3个焚化厂，进入了原生态垃圾焚化时期，即在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已开始重视垃圾的减容和资源回收，处理理念、技术明显优于广州。
目前，台北市只有二百多万人口，每天有上千吨的垃圾需要焚化处理。而一千多万人口的广州，近期每天至少有六千吨垃圾需要焚烧处理，而广州目前只有一千吨的焚烧处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