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探讨大学创新

2010-12-28 09:28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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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期待通过创新赋予自然、社会更丰富的多样性,赋予自身更多发展机会;否则,不论创新的成就对于行为者来说如何巨大,对于自然、社会都只能是一种折腾。

  激烈的冲突、频繁的折腾、无尽的改革,不可能发展好教育;骚动的校园、蠢动的学生、不安的教师,只会导致不忠诚于教育的学校。

  2010年,创新成为一个热词。各个领域都谈创新,高教也不例外。在这股创新热潮中,大学如何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队伍、创新环境,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大学的创新引领作用,这是需要冷静思考的。

  “近年来,中国大学所谓的改革创新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没有了秩序,背离了最基本的教育规律、教育常识。”在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和民盟北大医学部委员会近日主办的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叶富贵如是说。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大学应该进行理性基础上的真正创新。

  本届民盟高教论坛的主题即为“大学创新”,与会专家围绕大学学术环境、大学体制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科技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民盟高教论坛在民盟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的指导下,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于2006年发起,在过去4 年里,先后探讨了新形势下的机遇改革与创新、大学精神和大学体制等高教问题。

  要创新,不要“折腾”

  何谓创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教授杨晓达解释,“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它原意有开创、革新、创建三层含义。他认为,事情第一次发生、引入新事物以及从“无”到“有”的建造,都可称为开创或革新。但一种开创或革新,只有能增加机会、促进多样时才可称为创新,否则只是“折腾”。

  “显然,人们期待的是开拓者,期待通过创新赋予自然、社会更丰富的多样性,赋予自身更多发展机会;否则,不论创新的成就对于行为者来说如何巨大,对于人群、社会和自然都只能是一种折腾。”杨晓达提醒,“科学决策”并不能避免“折腾”;要避免 “折腾”,应该以“人”为本而非“业绩”为本,让“自然为”而非“人为”,让“民有为”而非“上有为”。

  目前,一些校长、教育学者、社会人士都笼统地说大学创新、教育创新,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在叶富贵看来,大学创新有两种类型:一是大学的教育创新,指大学自身的改革,大学理念、组织制度、教育方法等的改革;二是大学的学术创新,指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发展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等。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之所以要进行教育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学术创新。

  叶富贵认为,虽然学术创新是大学里最需要的,但因学科、专业不同而存在极大差别。对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来说当然越创新越好,但有的学科、专业却并非如此。“比如工程、会计、法律等就不能把创新作为根本追求,语言、文字也没什么可创新的,医学有些要创新,有些就不要创新。”

  “现在需要的是不要乱改,不要瞎改,不要胡改。”叶富贵提到,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中世纪的制度遗传至今并没有几个,大学即是其中一个,而且基本架构一直维持至今。西方大学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确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除了两三个关键点外,整体上变化是很慢很小的。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建立现代大学,至今已有百余年,期间的变化是惊人的。然而,中国尚未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叶富贵直言:“这一百年来,中国大学没几年是在安安静静、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办学。”

  叶富贵曾在其论文《教育改革不能回避历史》中提到:“教育发展最需要的是稳定,激烈的冲突、频繁的折腾、无尽的改革,不可能发展好教育,骚动的校园、蠢动的学生、不安的教师,只会导致不忠诚于教育的学校。人们常常会发现,教育经过多次改革之后,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事情甚至变得更糟。其实,一所学校只要让教师安安心心地教学20年,没有办不好的;一国教育只要平平稳稳地发展20年,就一定会出人才。”

  叶富贵还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创新的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大学有3万多所,但真正肩负创新使命、有创新能力、作出创新成果的可能也只在几百所。世界上的科技人员无数、教授学者多如牛毛,但大多数能把已有知识、技术掌握和运用得好就不错了,应该创新、需要创新也确实创新的,所占比例是很少的。”

  教育创新,理念先行

  叶富贵将大学的教育创新分为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教学创新。认为大学的理念更新是很难很慢的,大多数理念都是在大学办出成绩后才总结出来的。而制度创新确实需要,不过大学制度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引进、学习西方已有做法,进行制度建设。教学创新,包括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应该不断更新,但大多数内容还是以前积累下来的;教学方法创新,可将新的技术手段应用到教学中。

  “大学的理念、教学没多少可创新的,主要是制度创新。中国大学制度创新,即如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叶富贵指出,大学本来是西方制度,而且运行得不错,中国的大学制度建设主要是把西方制度引进来。可以创新的地方,就在于根据国家需要,把中国传统教育成功的要素纳入进来,使世界通例制度在中国运行得很好。

  叶富贵认为,大学制度框架要设计后,再改革推行。不能先设计一个,再随时改,那样会使大学无法安安静静办学。在改革之前,一定要经过深入全面地探讨。

  在杨晓达看来,大学的创新包括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功夫”。“快餐”教育造就的只能是不健康的“身体”。学术创新的本质是“随机”的“灵感”,而不是“因果”的“逻辑”;因此,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基础,营造学术自由的环境才是激励学术创新的不二法门。提升创新能力的一个简单而根本的方法,是建设一个学术自由环境,包括选题的自由、发表的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反对权威的自由以及失败的自由。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当今国内大学努力的目标。杨晓达提到,一个国家大学的水平总是与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形象、国民教育和文化价值息息相关。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途径,是要先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要让大学堕落成为一个科学技术研究所,其实大学对社会最主要的贡献一是提供能够指导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培养‘因真理、以服务’社会的人才。”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指出,高等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大重要任务,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可或缺。成功的创新改革和创新教育,应能实现如下三个目标。

  首先,要使教师和学生努力培养科学兴趣,特别是对未知世界,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浓厚兴趣,愿意去钻研、学习、讨论和探讨。浓厚、强烈的科学研究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是创新的一种动力。

  其次,要使教师和学生形成一种批判型思维方式。“不能因循守旧,也不一定沿着别人的思路和想法往前走。可以进行逆向思维,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问题,也可以别出心裁探讨新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拘泥于以往的知识和工具。”

  最后,要使教师和学生建立挑战权威的勇气。有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和科学发现,都是在对原有理论质疑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在学生的培养中,也要鼓励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要鼓励学生超越前人,包括超越学校的老师以及我们自己。当然在创新中首先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科学地探讨和创新。”

  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鲁安怀则提出,如果站在大学发展的功能上来看,中国的确在未来面临着一次国际大学改革、创新、发展的绝好机会。大学未来要做的事情是引领社会。

  创新靠青年,青年需呵护

  爱因斯坦曾说,“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在他看来,科学家的兴趣是创新的前提,而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尤其需要关注和培养。

  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叶富贵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提倡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提升科学家和学者的地位。中国社会要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实现价值多元化。在价值多元的同时,尤其要提高科学家和学者的地位。整个社会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和学者,社会地位要居前列,收入不一定要高,但社会声望一定要高。

  第二,要善于发现有志于学术职业的优秀人才。中国的优秀人才从来都不缺乏,缺乏的常常是发现人才、尊重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学要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发现和选出具有学术气质、真正想献身学术事业、立志要过理智和精神生活的学生。只要发现了这样的学生,培养其实并不是难事。”

  第三,以学生为主体,赋予学生和教师应有的学术自由和权力。

  学术自由包括研究的自由、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创新人才的培养最基本的就是学生要有学的自由,即学生可以自我设计人生目标、教育目的,自由地选择专业、课程,自由地选择教师、群体,充分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志向等。

  “创新人才只能是由个体内在的意志驱动、积极主动自我发展的结果,而不能靠外界的强制灌输而迫使其发展。中国大学真正要做的,就是不要以自己的权力和管理为中心,而要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赋予其学术自由,把应有的学术权力重新还给他们。”叶富贵说。

  第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制度。对创新人才成长来说,最核心最关键的制度和环境就是自由和竞争。创新人才一定要有学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唯有在自由的竞争中学习方能健康成长,脱颖而出。其他的还包括舒适的自然、人文和人际环境,浓郁、宽松的学术氛围,以及学术自治、学术评价、专业伦理等制度和规范。

  叶富贵提出,青年时代是科学家的黄金时代,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时期,科技史上最伟大的创新成果都是科学家在青年时期作出的。中国大学和学术界一定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如此、现在尤其突出的过分重视学术权威、学术老人的状况。中国大学一直把最好最丰富的资源、环境、制度都给了权威和长者,却不惜剥夺青年学者的资源、环境、制度甚至成果。历史一再证明,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未来;哪所大学拥有最优秀的青年学者,那所大学就拥有未来。

  民盟北大医学部委员会副主委、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卫燕认为,大学应该是能够为人才凝练思想、升华精神境界的比较自由的空间,经过大学的孕育,那些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产生创新成果的机会应该有所增加。她强调,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具备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大学的教育就能够解决的。

  卫燕认为,在现阶段多数成年人的头脑已经被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应试教育驯化的情况下,施教者们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包容。“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大声呼吁,请社会包容学术的个性,请校长包容教师的个性,请教师包容学生的个性,请家长包容孩子的个性,包容他们,保护他们的个性,让他们的心灵能够获得自由翱翔的空间!”

  原始创新渴望制度改革

  有学者提出,中国大学的原创性还比较薄弱,创新既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同时也成为一个弱点。科学理论、技术、思想或社会学理论,很少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发明、建立和提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从中国大学学术环境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析。他表示,自己写作时很希望引证中国人自己作出的成果,但实在没法引证,因为很多都是重复前人的工作或价值极小的改进性工作,垃圾论文著作非常之多。“如果你周围全是这样的东西,自己的感觉、评价标准都会发生变化。”

  在韩水法看来,优秀人才对学术环境的公正性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对年轻人才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如果他们认识到学术环境是不公正的,就会选择离开,或者根本就不进入存在巨大不公正的风险的学术机构。

  那么,具有创造力的、对学术有质疑的和公正感相当高的学者,进入中国大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些人进入这样的机构,因为公正感和学术要求相冲突,经过各种选择,一部分可能被逆向淘汰掉了,一部分只好选择离开,还有一种情况,虽然人留下来了,但学术活动已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一个手段。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也曾提到,近年来,我国重点大学每年都从海外引进一些教授或副教授,现在教师队伍已经焕然一新,然而教改却仍无明显进展。朱清时发现,引进的人才回国后,思想和行为方式就渐渐发生变化,这些海外人才要进入国内的评价体系,要不断地申请经费,有经费才能招学生,再好的教授回到这个环境,也很快就被这种利益机制所驱动。大家已不在意交流新思想,而是崇拜权力和地位,这样一来他们的创新能力当然退步。朱清时认为,这说明教育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土壤”,即管理体制之中。

  韩水法也说,大学的等级制,对大学、对每个学术研究者有非常大的影响。他曾作为评委参加过中部地区某大学副校长的选聘工作,看到学术前景非常好的学者也来申请。他指出,现在很多教授纷纷竞聘大学的科研处长甚至后勤处长,因为级别带来的资源和好处实在太多。

  目前,大学中的一些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屡屡见诸报端,尽管科技部、教育部有关领导已多次提到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要实行“零容忍”, 在学术腐败问题上决不让步,但学术不端行为有增无减,甚至是愈演愈烈。

  对此,韩水法认为,目前大学里对学术是什么还缺乏共识和基本的规则,既然对剽窃的基本规则没法定义,也就没法处理了。没有标准就谈不上不容忍。“一个理想公正的学术环境,应能满足原创性人才的公正感。”

  鲁安怀则提出,博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他认为,博士生的培养制度制约了大学的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

  在鲁安怀看来,博士生培养目前存在规模问题、生源问题、生活待遇问题、研究条件问题、成果评价问题与学术氛围问题等等。他建议在北大、清华等全国一流高校,改变单独招博士生的思路,把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统一起来,合并硕士生、博士生培养的方案。硕士生在经过两三年培养以后,直接从中选拔博士生。没有选上的按硕士毕业,发给硕士文凭。

  “只有真正把具有科学热情、愿意终生从事科学研究、具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选拔到博士生队伍中来,未来创新能力的提升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鲁安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