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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院士17载科教实验:挽起科学“小手”

2016.5.17

   从去年1月开始,高一学生江雨涵加入了一场科学教育“实验”。周末,她会跨越大半个京城,到清华大学物理系高级工程师顾晨的实验室,研究“高温超导体”。

  这场走过了17载岁月的“实验”,叫作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每年,俱乐部都会组织一批像江雨涵这样学有余力、爱好科学的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到一线科研团队进行平均为期一年的课题研究,并参与一年一度的论文评审答辩。

  在“实验”的发起人——已93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王绶琯看来,10余年间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科学家和青少年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引导有志于科学的中学生走出校门,到科学社会中“以科会友”。

  王绶琯坦承,自己年轻时,正是在几双“大手”的牵引下“走进科学”。如今,他矢志于用自己的“大手”牵住更多的“小手”。

  为志趣而生

  这场“实验”的开始,要追溯到1998年。时年75岁的天文学家王绶琯,给当时的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李宝泉和副部长周琳写了一封信。信里,他谈到了自己发现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王绶琯统计了20世纪100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做出代表性工作的年龄,发现这些杰出科学家的首次创造高峰一般出现在30岁前。

  “设想一位科学家在30岁就作出重要贡献,那么他须24岁左右就投身这一领域,十六七岁就应该是他探索人生、发现自我的‘志学’之年。”王绶琯认为,这一阶段的青少年若能得到良师益友的熏陶,接触各种科学,将终身受益。

  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竞赛、考试、培优班等人才早期培养方式,虽有成效,但也难免滋生急功近利的风气,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了区别于正式的学习任务,脱离严酷的应试校园生活,王绶琯想到了“俱乐部”3个字。

  “所谓‘俱乐部’,关键在一个‘乐’字。”现任俱乐部秘书长周琳说。这种“乐”,并非孩童嬉戏的快乐,而是青少年走到科学社会中,自由地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的志趣。

  按王绶琯的设想,俱乐部依托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为活动单位,聘请老中青科学家为科研导师,通过举办讲座、参观、联谊会、建立师生指导关系等多种形式,跟踪培养有才能的优秀学生,帮助他们成长为科技栋梁。

  科技俱乐部的想法,迅速得到相关单位的倾力支持。1999年,科技俱乐部已收到61位科学家的联名倡议。在这张被保存至今的泛黄的纸张上,钱学森、马大猷、卢嘉锡、王大珩等院士、专家的签名历历在目。郑哲敏、匡廷云、王乃彦、黎乐民、严纯华等一线科学家则成为俱乐部的第一批科研导师。

  此外,俱乐部还争取到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景山学校等4所学校的支持。

  1999年6月,被科学家寄予厚望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扬帆起航。

  俊彦初长成

  这场17年前发起的活动,在王绶琯看来就是一个探索性“实验”。

  “如果我们培养的1000人里有100人在从事科学研究;如果这100人里有十几个取得一定的科学成就,那么这个俱乐部就没有白办。”这是他多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

  令他欣慰的是,近两年来,早期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学生开始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

  钱文峰,科技俱乐部第一届学员,于2012年任职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并入选“青年千人计划”,时年28岁;

  31岁的丛欢,于2015年入选“千人计划”青年人才,成为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2008级学员李森,不仅自己就读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还成了科技俱乐部的导师。

  在俱乐部老人的口中,“洪暐哲”是一个常常被念叨的名字。这位科技俱乐部2000级的学员年仅31岁,最近刚刚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为助理教授。

  2012年,已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的洪暐哲与科技俱乐部导师——北京大学教授昌增益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洪暐哲与他的“导师”共同发表的第6篇学术论文了。

  从高中阶段开始,洪暐哲就追随昌增益,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生科院的实验室里进行生物化学研究。他曾坦言,自己现在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高中时的科研训练。

  对钱文峰来说,科技俱乐部承载了他人生的一段美好记忆。15岁那年,正读高一的他加入了科技俱乐部。与现在从事的基因组研究不同,当时他选择的专业是天文学,导师是现任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研究员。

  在钱文峰的早期科研实践中,最令他难忘的是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度过的两周。

  兴隆观测站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燕山主峰,是个“想出都出不去”的地方。钱文峰在朱进的指导下晚上学习天文观测,白天则阅读学术文献、啃英文文献,并乐此不疲。

  钱文峰觉得,在兴隆的那十几天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科学家所置身的那种环境、氛围和生活,正是他想要的。

  传承之问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爱好和志趣,也帮助学生被其他科学家发现,这是俱乐部活动的初衷之一。

  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这位“耳背眼花”的老人,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倾诉欲望。“我说给你听。”王绶琯说。在这种近乎单向的交流中,充满了他对这项科学实验活动的思考。

  围绕近年来的工作,俱乐部进一步强调了“精细化”理念。即在不影响高中生综合素质教育的条件下,根据个人志趣和条件“量体裁衣”,力求针对每个学生做好细致安排。

  “科学人才的早期发现和培养,本质上属‘因材施教’,原则上是‘法无定法’。”王绶琯说,为此,应当发动志愿者们拓宽视角、自由选题、开展探索。

  而俱乐部的科研实践活动,目标就在于实践这样一种自由选题的探索过程。“这种不能立竿见影,却需要锲而不舍地探索的事,由‘志愿者小分队’来做非常合适。”他说。

  俱乐部担任导师十余年之久的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黄力曾评价:王老是在把俱乐部当一项事业来做。

  “我也不好说它是什么,一定要说的话,是一种理想吧。”王绶琯说。

  俱乐部的发展也遭遇过一些挥之不去的困惑。

  在王绶琯反复强调的“去功利化”思想下,俱乐部虽然不干涉学员参加各类竞赛,但也不直接帮助学员参赛或升学,这让俱乐部活动在一些家长和学生眼里“褪色不少”。

  昌增益对此有直接的感受,“现在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安排下报了很多特长班、培优机构。要在俱乐部扎下根来做科研,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了”。

  年已古稀却仍坚持在俱乐部一线的周琳则对其中的艰难感触尤深:“现在孩子的选择多了,需要科学家导师发挥作用的地方也越来越多,生源和导师队伍都面临着被分流的困境。”

  在周琳的办公室里,也有聘来帮忙的年轻人,但是数量不多,流动性也比较大。

  “王老和周老如果干不动了,这件事情由谁来接力?”年轻导师们不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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