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生长的，是一颗对科学的初心
几天前，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最高荣誉格鲁伯奖授予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消息传来，这位国际公认的顶尖科学家正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蹲点”，作为“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蒲慕明思考的是，如何把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交叉融合起来。
寻找脑科学发展路标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格鲁伯基金会这样评价。蒲慕明对此不以为然，但他的同事们却觉得“当之无愧”。
1998年，当时的中科院脑研究所找不到路标——优秀的科研人员纷纷离开，整个脑研究所只剩下3个研究组，科研陷入了困境。蒲慕明1999年出任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按中科院院士吴建屏的话来说，称得上“临危受命”。他一边撰写着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定位报告，一边着手从海外招聘人才。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
在蒲慕明的引领下，神经所形成了覆盖神经科学主要前沿研究领域的四个研究方向，并建立“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参加全国生物医学类重点实验室评估获得第一。2009年，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开创性地建设了非人灵长类苏州食蟹猴基地、九亭绒猴基地、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平台以及干细胞研究平台等。
叫板传统科研机制弊端
“Random Walk（随机游走）”，这是蒲慕明为格鲁伯奖准备的演讲题目，也是他追求创新的真实写照。
“蒲先生是研究神经可塑性的，在我看来，先生自己就非常具有可塑性。”杜久林研究员打趣地说。在神经所成立的第二年，蒲慕明就提出，只要是本所的课题组组长，都应参加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当时，所里三位年轻的课题组长都拒绝出席。在这样的艰难形势下，蒲慕明坚持开展这一学术评审。如今，这样的评审在众多科研机构已是“必修课”，而课题组长也通过这样的学术碰撞收获良多。
2003年起，神经所又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第一个引进了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与此同时探索了人才的流动与退出机制。尽管有的人觉得不适应主动离开，却逐步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科研环境，也成为了国内创新科研机构的成功典范。
反对年底突击花光经费
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求学于美国的蒲慕明，对于科学追求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忘我精神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我所仰慕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在他看来，当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情怀和团队精神，今后重大的科学突破仍然要依靠这样的传统。
神经所成立17年，没有公车，也没有司机。“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正确态度。”这是蒲慕明给神经所的课题组组长群发的邮件。他对自己同样“苛刻”。从1999年到2013年，蒲先生的办公室始终保持着简朴风格，即便是墙面受潮剥落，他也从未要求所里装修一下。
钻研未知蕴含的新契机
今年67岁的蒲慕明，尽管手上已经长出了老人斑，却被同事们打趣“逆生长”。蒲慕明幽默地说：“我的心理年龄是20多岁，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去上学了。”
逆生长的，还有一颗对科学的初心。当被问到“平生最得意的一个科研成果是什么”时，蒲慕明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98年的故事。当时，他卧病在床，偶然读到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克里克说的一段话，大意是人工智能如果输出错误，计算机程序可以纠正输入，但人脑神经元的输出却不可以决定输入。蒲慕明回到实验室后，发现在体外神经细胞输出效率弱化后，也可以自动使输入的效率相对应地弱化。这一成果在《自然》杂志以长文发表，却创下《自然》文章引用数最少的纪录。对此，蒲慕明并不介怀，在他看来，这一科研对于人工网络进一步的发展可能蕴含着新的契机。正是这许多的未知，让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科学家兴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