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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将引爆中国“空气革命”

2011.11.24

  11月16日,一场题为“企业家精神与生存困境”的论坛上,嘉宾潘石屹调侃了几句:最近,因为我盯着PM2.5指标不放,有关部门就上门了。他们说,潘总,您看您挺有钱,也有粉丝,管这事儿作甚?我说,这是健康,比钱和粉丝都重要。话音一落,全场传来笑声、掌声。

  强烈的呼声得到了一些回应。同一天,环保部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2稿以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日报技术规定》第3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最大的调整即拟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并收紧PM10、氮氧化物等的标准限值。

  11月21日,山东省环保厅宣布,2012年起,该省17市开始监测PM2.5,每月通报结果,力争到2015年空气中PM2.5等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较2010年改善20%以上,还原“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PM2.5数值是反映当前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至今未列入国内空气质量监测范围,即便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监测多年,而且,结果亦显示,PM2.5污染问题日益凸出,但这些数值一直未公之于世。如今,僵局终于被山东打破,一场空气质量的革命正悄然来临?

  “吃螃蟹”的南京

  PM2.5本属专业指标,但近期走红民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原来,这才是空气质量标准中最具话语权的因子。只是,它的数值一直成谜。

  而大致的情况可从研究论文中窥见。黄鹂鸣等人发表的《南京市空气中颗粒物PM10、PM2.5污染水平》一文指出,2001年冬、春、秋3季,南京市5个主要城市功能区PM2.5的浓度范围为0.044―0.586毫克/立方米,超标率达92%,污染程度非常严重,应引起公众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10年前,PM2.5是个陌生的名词,而11月14日,类似的信息出现于南京市气象局的官方微博“南京气象”中,赞誉声一片:南京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揭开PM2.5的神秘面纱。

  那条微博写道:近日,大气层结构稳定,虽天气晴好,但大气浑浊,据探测,昨天一天我市能见度不超过8公里,PM2.5细微颗粒物浓度大多在75微克/立方米以上,超过正常水平。

  如此的天气情况并不鲜见。根据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束炯教授过去几年的研究,上海的“灰霾”天气占全年总天数的25%―30%,主要原因即为PM2.5浓度超标。而北京,整个10月,灰霾难散。

  不过,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从未主动披露过任何关于PM2.5数值的信息,而南京气象局偶然“泄露天机”后,这条微博仅存活半小时,此后,便以“误发”之由删除。据称,发布者还因此被追究责任。

  谁家孩子谁抱走,发布信息也是这个道理。“在上海,空气质量信息要由气象和环保两部门共同协商后由后者发布。”束炯告诉时代周报,通常,环保部门设置的监测点数量更多,分布更合理,取得的数据更具代表性。

  但问题是,环保部门从不公布PM2.5值。“政府自己不发布,又不允许别人发布,这是错误的做法。”北京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时代周报。

  直至11月21日,山东省率先做出改变,决定自明年起监测、公布PM2.5值。该省环保厅表示,山东半岛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区域大气复合污染最为突出的12个重点区域之一,因此,要在济南、青岛、淄博、潍坊等重点区域率先推进大气联防联控工作,而结合该省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将实施范围扩大至全省17市。

  另一抹亮色是,11月16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发布,首次增设PM2.5日均、年均浓度限值等项目,确定了2016年全国实施的“底线”时间,并提出,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应该提前实行。

  其实,早在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已出台《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其中已“暗示”部分地区需要提前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而山东半岛正是其中之一。

  山东之后,若更多省份跟进,这将督促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出台,而此后,各地区必定千方百计“达标”,那么,中国的空气质量能否大幅改善?

  80%中国城市很难达标

  先来看看几个数字,虽不起眼,但不要低估它的意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2稿认为,目前,PM2.5日均及年均浓度的达标值可设为0.075毫克/立方米和0.035毫克/立方米。

  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现行的《空气质量准则》规定,PM2.5日均浓度的准则值(即安全值)为25,过渡期分75、50、37.53个阶段;年均浓度在10以下为安全,过渡阶段设35、25、15三个目标值。换言之,中国可能将采用过渡期第1阶段的数值作为PM2.5的“国家标准”。(本段数值的单位均为微克/立方米)

  “这是一个将在5年后才在中国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却把PM10、PM2.5的达标浓度定在WHO认为‘长期暴露会增加大约15%的死亡风险’的水平上。这是对公众负责吗?”

  为“尽一个环保学者的社会责任”,“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成员李皓建议,应将PM2.5日均浓度限值收紧至0.025毫克/立方米,年均值修改为0.02毫克/立方米。

  0.075毫克/立方米与0.025毫克/立方米,差别究竟几何?这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戴海夏、宋伟民等研究人员2002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可以窥见。他们对上海某一中心城区大气中PM10、PM2.5的污染浓度与居民日死亡数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即,当大气中PM2.5浓度上升10微克/立方米,总死亡数上升0.85%。由此推导,如果将PM2.5的日均均限值定为0.075毫克/立方米,居民的日均死亡数预计较0.025毫克/立方米时增加4.25%,那么,这样的天气能否称得上“安全”?

  “使用WHO最低级别的标准,这说明,我们尊重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若某城市达标,可以认为,其基本满足了我们对于空气质量的要求,至于对人体健康是否存有不利影响,这是一个科学、客观的问题。毕竟,这只是WHO最低级别的标准,而这个组织显然认为,只有达到更高的标准,才能确保对人体健康没有威胁。”马军分析道。

  但中国的现实有些“残酷”。“即便是日均值75微克、年均值35微克的标准,80%的中国城市都需要通过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标。若限值再收窄,几乎所有城市都会不合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告诉时代周报,“国标”的作用在于为大多数城市树立一个奋斗目标,如果定得太高,就失去了意义。“这是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发展、人体健康等因素后的产物。”

  “我国推行环保标准时,通常会采取过渡措施缓解市场压力。目前的限值确实有利于指标值从无到有的制定,也较容易大规模推广,但毕竟,限值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体现出对空气污染的改变。”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告诉时代周报。

  “初期,我们可以利用WHO的研究成果,制定一个要求较低的PM2.5国标,先让公众熟悉这些数值,改进只笼统公布一个空气质量指数(AQI)的做法,后期,再对这些数值做进一步解读。比如,易感人群在0.075微克/立方米的环境中是否仍需采取一些保护、规避措施,研究人员要给出相应的建议。”马军说。

  争论仍在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即便城市的PM2.5日均浓度达到了“国标”,那时的空气仍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以往只是玩文字游戏

  怎样的空气才能定义为“达标”,这是目前讨论的焦点之一,而另一个是,如何给不同质量的空气批注合适的评语,准确反映风险。

  11月16日,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同征求公众意见的还有《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日报技术规定》第3稿。与早前的API(空气污染指数)相比,AQI增加了臭氧(8小时浓度)、一氧化碳以及PM2.5三项评价因子。

  该草案按照AQI值由低往高,将城市空气质量分为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严重污染6级。与之对应,美国采用的评语体系是良好、中等、对敏感人群不健康、不健康、很不健康以及危害。

  以中国评定的“良”为例,其代表了AQI在51―100区间,空气呈黄色,对少数敏感人群的健康有较弱影响的状态。

  “中国老百姓会觉得,良与好是一个意思,其实不然。而AQI101―200这一级别,中国称为轻度污染、中度污染,老百姓可能以为没什么危害,但美国的评语很直白,那就是‘不健康’的空气。”李皓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这两套评语体系,我更同意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因为,一般居民很难判断‘优’或者‘良’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影响健康,而采用健康、危害等词汇更贴近他们的需求。”束炯说。

  不过,魏复盛并不认同,优指空气质量比较好,良则指有轻微污染,但对人体健康没有太大影响,这种说法不一定要和其他国家一致。

  “评语的问题与国民的接受程度以及思维方法有关,如果更换表述,称某地的空气质量‘不健康’或者‘很不健康’,这是否容易引起心理恐慌?将来,这可能是一个科普宣传的问题。(即,普及“良”、“轻度污染”等评语的真实含义,记者注)”

  “而且,国外还发空气质量警报,说今天不能上街,车辆要限行,工地不能开工,这些做法在中国能不能推行,还都有待讨论。”魏复盛说。

  实际上,一旦推出PM2.5国标,短期内,众多城市必然无法达标,受之影响,如果AQI换用美国式表述,那么,他们的空气质量评语极可能是“不健康”,甚至更差。

  “空气质量客观存在,不管如何评价,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玩一个文字游戏,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束炯说。

  “我希望,有关AQI的最终表述可以尽量反映真实情况,若空气质量对健康有害,该写‘不健康’就一定要写‘不健康’,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便其采取应对措施。”马军说。

  PM2.5将引发革命?

  尽管两份草案引发诸多讨论,“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过程。因为,前一次征求意见后,很多建议、要求,比如,收紧氮氧化物限值,增加臭氧、一氧化碳、PM2.5等指标,都已被新版意见稿采纳,这体现了一个公开、透明、参与式的立法过程。”马军评价道。

  既然如此,这份新标准前景如何?“就环保部而言,他们确有诚意、意愿、决心推动这项工作,而且,我国的工业发展也到了一个转型期。这是一个机会。”但同时,魏复盛也告诉时代周报,目前,好多部门都认为新标准要求太高,推动标准出台需要很大努力。

  “公布PM2.5数值有两方面作用。首先,这将给各地政府带来警示,促使其减少形成灰霾天气的人为因素,逐渐改善空气质量;其次,数值公布后,城市居民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过,束炯坦言,硬币的另一面是,新标准推出后,很多城市的天气优良率会下降,有的大降,有的小降。

  比如,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管理的优势,上海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小,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上海要承认,全年1/4―1/3的天数是灰霾天气。“上海市政府曾多次表示有意愿、决心做出改变,但放眼全国,阻力是必然的。”束炯说。

  “这不仅是面子问题,实质意义上,还会对城市形象、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造成影响。”马军认为,新标准敲定意味着,若某一地区未达标,其可能被要求制定时间表,治理污染。但汽车尾气、大型工厂等污染排放源头很难攻克,若一定要治理,当地的GDP“伤得起”吗?

  其实,治污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原来的PM10中,PM2.5占了60%―70%,尽管近年PM10有所下降,但PM2.5呈上升趋势。”魏复盛告诉记者,能源燃烧、工业污染造成的细粒子实际很难去除。目前,燃煤烟气脱硫、脱硝以及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等措施都有助于减少PM2.5,但这将涉及到很多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与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这在一时半会儿无法实现。”

  此外,“浩大”还体现于,灰霾的形成是一个区域性污染,换言之,某个城市出现灰霾天气,责任可能不在当地,而在于其上游。所以,正如山东的举措,改善空气质量必须整个片区联防联控,而这又涉及地方力量的博弈。

  “但我认为,这些都不应成为阻止PM2.5值监测、发布的理由。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通过准确的监测和发布达成社会共识。如果没有全社会的认同,那么,克服这么严峻的挑战非常困难。”马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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