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努力生成科技的高原与高峰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新动力。勾犇绘
1月8日，全国政协第二十五场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这也是2015年的首场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与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聚集一堂，就国家实验室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如何加快推动国家实验室建设展开热烈讨论。
建设国家实验室，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无论从当前的国际形势还是国内科技发展现状分析，建设国家实验室都是促进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措施。时不我待，必须高度重视。把这个议题放在新年的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讨论，够分量，也够及时。”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梅祥一直关注国家实验室建设。去年全国两会上，他与其他几位政协委员提交的多份关于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提案，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重视，并最终成为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
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介绍，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主要分布在中科院和研究型大学，以依托在各个院校所的2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主要代表，但现有研发结构尚缺乏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组织学科交叉，能够利用协同创新的模式攻克战略性、瓶颈型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而建设国家实验室则可以有效弥补以往“小而散”的研发体系的结构性短板，破解资源分散的痼疾，实现创新要素、集聚效应的最大化，激活并提升我国重大战略领域的原创能力。
“我国科技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跟踪模仿多、原创少，科研队伍大而不强，水平扁平化，科研项目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目前的科技发展缺乏明显的引领，“就像缺乏旗舰的舰队，前进方向不明确，力量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作战体系。”而尽快启动国家实验室建设，在一些国家战略需求领域打造一批科研旗舰，方能引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据介绍，国家实验室的试点工作早在10多年前已经开始推进。2000年，科技部在实力较强、学科近似，且相对集中的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批准组建了沈阳材料科学国家实验室，开始进行建设试点。2003年，科技部又依托综合实力较强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批准了北京凝聚态物理、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武汉光电、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北京分子科学5个国家实验室建设试点。
委员们一致认为，10多年来，试点国家实验室在出成果、出人才、出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如量子通信、高温超导、纳米材料、石墨烯等前沿技术已引起国际瞩目。但接下来，如何对这些筹建中的国家实验室试点进行正式验收和确认，以及如何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亟待进一步明确。
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做好“顶天立地”工作
国家实验室何时验收，如何定位？这是与会委员与专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据了解，过去的10余年间，科技部仅对试点的1个国家实验室进行了专家验收，对2003年试点建设的第一批其他5个国家实验室迟迟未开展验收工作，且对2006年提出的第二批筹建的10个国家实验室计划再未提及。
对此，专门从大连赶过来开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洁净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院士李灿心中有不少疑惑：“国家实验室建设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该是到反思和梳理的阶段了。国家实验室的定位是什么？使命是什么？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问题应如何解决？实验室不能只是建起来，而应该做起来，应尽快启动。就像相声里说的，第一只靴子已经掉下来半天了，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如果国家实验室建设一直这么拖下去，不仅会影响到科技创新，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公信力。”
“国家实验室应当各有侧重，不宜重复。应当在影响国家经济战略、国家新兴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大领域来布设国家实验室，这样就可以鼓励国家实验室在发展高技术领域、新兴产业方面为国家蹚出一条路子来。”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说，建立国家实验室必须打破部门界限，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平台，“如果分头零散着做，也成不了气候。”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最高层次的创新基地，做的工作应该是‘顶天立地’。顶天，即瞄准国家前沿，产出国际一流的原创性成果；立地，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凝练研究任务、打通科技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说。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高鸿钧看来，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顶级基础科学中心，应当有一个中心、分中心的框架结构，形成集群网络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一些先进的大型仪器装备要向全世界、全国开放，形成共享机制，将基础研究中的大科学装置与小平台密切结合起来。”高鸿钧说，比如像现在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应当考虑建立一个中心和若干个分中心的机制，借此打破研究院所大学的壁垒。
健全财政支持、人才引进等机制，解决一些国家实验室筹建变“愁建”问题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王梅祥在其提交的《关于全面深化国家实验室建设改革，提升我国科研原始创新水平的提案》中，直指国家实验室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与依托单位的关系不明确、财政支持机制不健全、财政支持力度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本次座谈会中，王梅祥把这些问题又抛了出来，“这些问题造成国家实验室在筹建之后遭遇‘愁建’。”
对此，多数委员建议，应当完善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建立中央财政稳定支持国家实验室的专项经费，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对以重大基础科研为主或以重大科学装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国家实验室，应明确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对于聚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的国家实验室，还应注重调动地方和企业支持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形成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和企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稳定支持新格局。
如何进行国家实验室的人才引进与管理，也是与会委员密切关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饶子和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通用的运动员选拔的机制，让科研的国家队根据科研发展需要从地方队、企业队直接挑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保证国家实验室工作始终走在国际前沿。“奥运会上金牌中国已经数不胜数，希望我们国家在科学金牌上能够集中精力，有所斩获。”饶子和说。
“我们现在都是小的山包，不会生成一个高原，所以科学成果就没有足够的强大、足够的显示度，如果我们有国家实验室就能够把国家科技提到青藏高原的程度，那一天就会出现珠穆朗玛峰。”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科院院士赵进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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