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果断有远见的政治更能有效推动科技发展

2011-10-31 17:15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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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

  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上班时间。

  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

  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

  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

  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 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

  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获得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杨振宁:(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

  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

  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 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流。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一段时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院士评选中落选,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观察?

  杨振宁:你要说任何一个国家选院士,过程是不是都有问题?回答是,“是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唯一在中国才有的。美国有2000多个院士,每年选一次,过程是很复杂的。在美国竞选院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学术成就,二是做人的态度、人事关系。在美国,要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这是我们现在讨论得很厉害的,而这种讨论是有好处的。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往美国那个方向走。

  至于饶毅,虽然我和他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想他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不过他的作风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所以他们不投他的票。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并不稀奇。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对这个看法做一些解释?

  杨振宁:当时有人问我,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另外我还想多讲一些,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后,你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国。但当时你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利于你个人学术的发展。而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在文革期间,你是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科学家。那么,如今你为什么回到中国、回到清华?回来这几年,你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振宁:我回到清华来,是因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来找我,他们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学,希望我来帮忙。一方面清华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帮清华做一些事 。我不认为这对我是一个压力,或是一个负担,这是我愿意做、值得做的一件事。至于怎么个说法,没关系,这很自然。所以我最终在2003年搬了回来。

  今天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对的。我是帮清华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渐渐地发生一些作用,这将在5年、10年后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识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要质的发展。

  我们训练出来的本科生,出国以后,都在国外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20个年轻科学家中,几乎有一半都是清华出去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成绩。而现在,在美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这些人预备回来的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投身于理论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亲的影响,将物理与数学结合得很好。但这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不仅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对于你从中体会到的美妙之处,和获得的乐趣,能够给我们描述出来,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吗?

  杨振宁:我曾经专门撰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与物理学》。物理学是非常美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会感到,在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有非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可循。

  举个例子,现在的网络通讯、X光、伽马射线,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现象,都是基于几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的。当年,麦克斯韦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来无线电、网络通讯的基础。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式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我在文章中说过,那是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物理学家从中体会到的美,我想正是筹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最终极的美。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5月,在你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称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对他这个说法怎么看?

  杨振宁: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