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北大儒学研究院的10年规划

2010-7-08 10:41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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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康香阁
 
□受访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 汤一介

  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著名学者汤一介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从1990年开始设想的《儒藏》工程,到如今的儒学研究院规划,汤一介要搭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儒学研究平台?

三项规划+三大课题

  康香阁:请谈谈为什么要成立儒学研究院?

  汤一介:这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国内高校里,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至今还没有哪个大学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但遇到了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在北京大学,是当时批判儒学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传统不相吻合。其实不然,五四时期是把中国传统中糟粕的东西去掉,并不是要抛弃整个传统。

  康香阁:儒学研究院成立后,规模有多大?

  汤一介:现在的规模还不会太大,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作为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下学期就准备开“中国儒学史”,请9个分册的主编把自己研究的这一段的中国儒学史问题讲清楚。

  康香阁:如此说来,现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传统文化的儒家研究院,是有了一定的基础?

  汤一介:应该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是我们已经完成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准备到明年五四推向社会,二是《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36本。成立儒学研究院,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文科各系研究儒学的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儒学研究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加强与校外、国内外的儒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康香阁: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说,首先要开展哪些具体研究工作?

  汤一介:我制定了一个10年规划,大概分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第一步是要把《儒藏》(精华编)共330本编完,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也是属于基础性工作,是为后人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第二步要编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就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样。要了解儒学著作的整体情况,就可以通过《儒藏总目提要》来了解它,这项工作的基础工作《儒藏总目》正在进行中。《儒学总目》是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编辑,仅经部这一部分就收录儒家的著作14000种。

  康香阁:第二个方面的研究要做哪些工作?

  汤一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10年要为儒学的研究解决三个比较大的课题。

  第一个课题是编一套《中国儒家经学史》,我们已完成的《中国儒学史》是讲儒家的思想史。可是,中国文化传统“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散失了,传下来的只有“五经”。中国的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都离不开原始的经典,因为它们不仅包括思想文化,而且包括制度文化和器物性的文化。

  康香阁:其他两个课题是开展哪方面的研究?

  汤一介:第二个课题,是要编写一套《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儒释道是三家,而且他们之间的思想也不大相同,可是并没有因为思想不同而发生冲突,它们之间有辩论、有问难,没有因为宗教打仗。做这部史就说明一个问题,宗教虽然不同,但可以共处。不仅能够共处,而且能够在互相影响和互相讨论当中共同发展。假如我们做好了这样一个榜样,等于告诉世界,中国曾是这样一个状况,可以因为思想不同,而不发生矛盾、冲突、战争,为“文明共存”作出理论上的贡献。

  第三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源头,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其他文化不断地加入,长期来看,中国文化的自身是个源,其他文化的加入都还是流。就像中国故有文化和佛教禅宗的关系一样,中国自身的文化是源头,马克思主义是汇入的流。 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

  康香阁:这三个大课题都是站在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展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请您谈谈儒学研究院第三个规划。

  汤一介:第三个方面规划是面向现实的问题。也分三个课题,第一个题目是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第二个题目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第三个题目是研究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

 
20年前开始设想《儒藏》

  康香阁:如果我们往回谈,就该谈《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了?

  汤一介:好,再往前推,就是编《儒藏》,为什么编《儒藏》?其实在1990年我就提出来要编《儒藏》。那时有个企业家叫范业强,他提出来支持我编《儒藏》,后来他的企业垮台了,所以没有钱支持我做这个事情。

  2002年11月,我第一次向学校正式提出编纂《儒藏》工程,学校同意。2003年向教育部申请,同年12月31日教育部同意立项。所以,真正开始做是在2004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做组织工作,就是找人、找地方等。做到现在已出版了36 本,以后每年能出三四十本,到2020年就可以完成了。

  再说明一点,《儒藏》工程是一个总称,由于规模太大,具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辑《儒藏》精华编,计划出书330本,收书500余部,约2亿字的儒家经典著作。第二部分是编辑《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著作,约10亿字。这项工作现在没有启动,要等到第一部分完成后才进行。

  我曾说过编纂《儒藏》的标准是,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过,而且成为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本子。

  康香阁:编纂的原因是什么?

  汤一介:在历史上,有《佛藏》,有《道藏》,就是没有儒藏。中国的《佛藏》从宋朝开始编纂,到现在已累积有20多部佛教文献集成。《道藏》从宋朝开始编,现在留下来的是明朝的《道藏》。当时,《佛藏》、《道藏》的编纂是靠寺院支持做起来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没有寺院支持,应该由国家来做。明朝的学者已经提出来编纂《儒藏》,没有实现,当时编了《永乐大典》。清朝的学者也提出来做,也没有实现,当时编了《四库全书》。现在我们应该做,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做这个工作不太容易,我们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文献典籍包含在内,而且联合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起做,就是把这些国家用汉文写作的儒家典籍都包含在内。在早期,日本、韩国、越南的典籍很多都是用汉文写作的。

  康香阁:这样看来,《儒藏》不仅仅限于中国儒家文化,而且是面向世界。《儒藏》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吗?遇到了哪些困难?

  汤一介:对,所以我们没叫《中华儒藏》。不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编的《佛藏》叫《中华佛藏》,《道藏》叫《中华道藏》。

  《儒藏》编纂遇到的问题有几个。一是人才奇缺,真正能做这项工作的学者并不太多,再加上这些学者所负担的事情又太多,不可能集中力量做《儒藏》。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400来人的学者队伍,包括中国、日本、越南和韩国的学者。可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只有十二三个专职人员。这十二三个人要面对400来人送来的稿件,我们要对稿件逐一进行审查,其中50%以上的稿件是不合格的或是不可用的,或者需要我们花大力气修改的,或者退给作者请他自己修改,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现在的学风不好,有些送来的稿件校勘、标点得不太认真。人才奇缺,加上学风不好,导致《儒藏》进度比较慢,现在我着急的就是这个。我想第一是保证质量,不能保证质量,出版是没有意义的。

  康香阁:那如何保证质量?

  汤一介:从三个方面来保证质量。第一是选本。就是你拿什么本子作为底本,这很重要。举个例子,王弼注的本子《周易注》,原来用的本子是台湾的无求备斋本,是宋本,可我们发现《四部丛刊》的本子也是宋本,后来我拿这两个本一对,我觉得《四部丛刊》本比无求备斋本更好,原因是我发现无求备斋本错的地方很多,而《四部丛刊》本子很多都没有错,这样就可以省了大量的校勘记。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本子作底本,再用两三个本子作校勘本,校正底本的错误。如果要选择好的底本,就要对这个版本的源流做一考察才行。

  第二是标点和分段要正确,一定要审查好,不能有标点错误,日本的《大正藏》虽然全世界通用,但它没有标点,有断句,断句错误太多,影响理解。第三是校勘记要简明,不能繁琐。因为每一本书历史上的注释很多,那么大的一本书,如再做复杂的校勘是没法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