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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崇拜”是怎样形成的

2017.1.24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17-2018)目录》,一批知名高校学报被“踢”出了所谓C刊“核心版”,沦为“扩展版期刊”,包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等。同济校报主编、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在微博上声明,怒斥其中的“潜规则”:“本主编不思进取,更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影响因子’,才有今天的下场。”

  所谓“影响因子”潜规则,和论文抄袭、造假和论文买卖潜规则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弄虚作假。要破除“影响因子”潜规则,必须消除我国学术评价的“唯论文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因子崇拜”。

  何为“影响因子”?是指一本刊物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特别重视。有的高校在对教师进行论文考核时,明确要求论文要发表在“影响因子”是多少以上的期刊上。为此,我国期刊界也引入了这一做法。在遴选核心期刊时,“影响因子”对期刊是否能入围核心期刊目录具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我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出现“影响因子崇拜”——学术期刊追求“影响影子”,教师、研究人员发论文要选影响因子高的期刊,教师和研究人员发表了多少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要政绩。

  早在2007年,我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对此质疑声不断。舆论认为,论文不能只追求数量,还要追求质量。而什么是质量呢?学界普遍认为,质量是一篇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如果一篇论文发表后,被引用的次数为零,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如果发表后被引用次数很多,就证明质量很高。这之后,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在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考核时,不但看论文发表的数量,更要看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以及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所谓高水平论文,就是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

  强调“影响因子”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通过提高论文的质量、影响力来提高引用次数,这会减少那些没有任何引用的低水平甚至垃圾论文。可是,我国学者却采取了更便捷的方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任何数量考核都是难不倒的。很快大家就发现提高“影响因子”的办法,就是发动自己的同事以及同行朋友互相引用,这简直就是“举手之劳”就能实现多赢的事:自己论文的引用次数增加,同行的引用次数也增加,期刊的影响因子也随之提高。而对于论文被引用,论文发表者所在机构很高兴、期刊也高兴,没有谁会追查为什么要引用,引用参考文献时是不是必要、严谨。

  然而,大家都清楚,这是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尤其当期刊也主动介入其中,把引用次数作为对投稿者的要求(甚至暗示投稿者想办法让朋友和同事引用),采取和兄弟期刊合作方式,把期刊影响因子提高时,这样的影响因子就毫无价值可言。可大家还一本正经地把它当回事,这就如现在的网络投票,很多投票都是请群友刷票,明知这是虚假的,却把最后的投票结果当真的一样。可以说,把学者的精力导向弄数据上,根本无益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同济大学学报的主编针对影响因子低提出了五条“整改方案”,包括“以前所谓学术性、开放性和特色性之类的办刊目标,实属书生乱弹,危害极大”“积极地与兄弟学报和期刊合作,共同把提升学报影响因子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为筹措资金,预留三分之一版面用于发表收费论文”,这说出的就是当前一些期刊提高影响因子的做法,极具讽刺意味。

  真正的学术评价是针对论文本身创新价值的评价,这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标准评价论文本身。只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期刊的影响因子(档次)如何,这相当于把学术评价变为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也催生论文抄袭、买卖论文、买期刊版面、互相引用提高引用数等学术乱象。国家近年来一直要求对人才进行评价,需要打破唯论文论,这不能停留在文件上,而必须有实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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