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创新群体

2010-12-21 09:25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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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团队成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是在2000年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

  “这一资助对我们的作用是在团队成长、把握学术前沿等方方面面问题上,促进了我们目标的实现。”日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表示。他具体分析说:

  其一,“创新研究群体”资助的力度大、年限长,研究的问题可在过程中根据情况修改,并且为自主选题能马上启动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能够保证选题自由度,保证能走到学术的前沿。

  黄季焜表示,做研究需要对前沿性问题以及战略性问题有判断能力。“我们中心选择的研究方向和战略重点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通常征求过国内外顾问委员和专家的意见,感觉到哪一方面有发展前景,就启动这方面的研究。”

  通常在感觉到是前沿问题时,如果经过写申请书、审批等一系列程序,已经是两三年过去了,就难以在该学科领域走到领先位置。“创新研究群体”在最初就发挥了支持他们进行前沿探索的作用。

  “后来往往我们争取到课题,实际上经常是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在资金到位以后,主要用于下一个前沿问题研究的启动。”黄季焜说。

  其二,“创新研究群体”资助强调群体的作用,而他们团队本身就强调团队的建设,黄季焜认为这种资助使他们对团队建设更有信心,也进一步加强了团队的协作精神。

  “当时获取这笔来自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资助,对团队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把我们中心几个研究部门联系在一起了。”黄季焜研究团队副研究员仇焕广说。

  仇焕广解释,以前大家主要是各自做自己的项目,虽然也经常交流,但交流频率和深度都不够,在这一“创新研究群体”资助下,大家有了更多经常性的、对一些大的问题的深入交流。因为在这样的来源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下,团队能够更多去考虑做一些大的战略的探索,而通常这样的战略是注重学科交叉的。

  其三,黄季焜认为,对群体获得更多资助,特别是国际资助、国际合作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在基金的资助下,他们能取得先期的成果,在国际上更能得到认可。

  “这种资助模式比项目资助的形式好!”黄季焜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经济研究室主任徐志刚表示。

  对于现在大家热议的科研人员浮躁、急功近利,以及无法安心做长期研究的情况,徐志刚认为这种状态与现行科研评价有关,也与经费获取的方式有关。

  徐志刚说,这种资助“创新研究群体”的形式,有利于稳定相对优秀的群体、稳定一批科研人员安心做前沿和长期性的研究,不用每年为争取短期经费花费很大精力时间及应付各种考核,不会太受大环境的影响。而且,这种团体资助有助于激励团队更好合作、形成合力、荣辱与共。此外,这种群体资助给团队中年轻成员的机会更多,能够更好地培养年轻人。

行业领先的研究团队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被基金委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研究团队。他们“下”到农户、偏远地区做调查研究,“上”到引领学科发展和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他们不但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而且在政策研究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2009年,他们中心一共写了15份有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咨询报告,这些报告全部被“中办”与“国办”采用,其中12份还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目前中心只有13位固定核心科研人员,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就有4位,占全国农经界“杰青”数的2/3。中心同时还有一些国际访问学者。

  中心目标是通过严谨、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推动农业经济及相关的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分析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培养农业经济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高层次研究人才;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加强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谈到引领学科发展的体会,黄季焜表示:“学科发展必须要群体发展。很多问题都是交叉学科,需要大家共同发展。”

  黄季焜表示,团队刚成立时是个小群体,是逐渐成长的。虽然研究内容随时代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学科发展已经形成了四个核心领域——农业科技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政策、城乡协调发展、农产品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围绕这四个核心领域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交叉学科的合作,开展实证和政策模拟研究。

  中心注重学术前沿研究。比如,中心是世界上最早启动农业生物技术经济与政策的研究机构之一,1995年黄季焜刚回国时就判断这是未来很重要的研究领域。1997年开始计划,自费“挪用”他当时获得“杰青”的部分资金来做相关的前期研究工作。1998年召开转基因生物技术影响和政策项目启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许多国际学术界著名的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大规模农户调查,采取自费+资助的形式。

  2000年国际上开始重视这一领域,他们已经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文章。

  2001年召开相关研讨会。

  2002年研究团队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论文。

  2003年后得到大量经费资助。

  2004年研究团队成员胡瑞法因相关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青”称号。

  2005年研究团队在Science再次发表论文。

  现在这项研究还在继续,目前主要是在同其他科学家开展交叉学科的实验经济研究。

  做研究需要长期持续。该中心所建立的“农产品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黄季焜还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从研究项目启动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所建立的政策分析和预测模型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模型系统之一,这个系统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资助的重点内容,在农产品政策分析和市场预测上做了重要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黄季焜还展示了他们在该模型系统发展的下一个十年规划:把模型研究进一步从农产品扩展到生物能源、流域优化、土地利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等领域。

  中心还持续关注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和政策(1998年至今);土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政策(1999年至今);农业的面源污染控制政策与措施(2000年至今);生物能源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2005年至今);气候变化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和适应 (2008年至今)等。

  中心在国内经济学者中较早开展水资源经济政策在微观尺度上的实证研究。1997年开始计划,1998年启动研究并得到国际组织的资助。

  中心在城乡协调发展领域的研究也是走在学科前沿。研究涉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城乡要素市场创新,政府和社区治理等。在公共物品政策研究方面,中心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启动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过去3年联合了国内外40多家学术团体、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和民间慈善组织,采用了国际经济学上前沿性的“随机干预实验”方法,开展了多项政策实验研究,研究成果在学术和政策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该中心特别注重开展实地调查,所有研究都有相应的大规模的调查数据,因为有些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用不上”,即统计数据对于研究而言针对性不强。

  中心的研究人员除了有正式编制的人员外,还包括硕士、博士生和项目研究人员,他们已经成为中心团队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心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注重在研人员自我能力的提升和知识更新。他们每年都会安排10天左右封闭式的强度训练。每年确定一个国际前沿性的领域问题,请国际上最有名的教授来主讲,所有科研人员必须参加学习,以此深度了解最新的学科发展。“我们不少人从学校毕业已有一段时间,现在很难再回到学校上学,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大家与时俱进。”黄季焜表示。

  中心学术交流除了访问、出版著述文章等方式外,还有学术交流报告系列,诸如国际知名学者讲座系列、茶点学术报告系列、研究生讲座系列、教育经济学术报告系列、TS Salon系列等。

  “每次都比较活跃。”黄季焜说,不管是做课题过程中遇到困难,还是申请项目、研究设计,都经常会开会讨论,大小会议室通常很少有闲,因为往往一个人的想法不全面,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现在希望有人‘管’”

  谈到未来发展,黄季焜希望中心继续在国内外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领域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保持得到许多国际研究机构认同的“引领性政策研究中心”(leading policy research center)的地位;同时使中心在国家制定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国家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中心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的“特区”,在许多人看来,也许已经是相对理想的状态了,但黄季焜却深感面临的压力和危机:从学科上看,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国家级科研单位。虽然中心在国际、国内同行领域被充分认可,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却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从中国科学院内部的融资,也直接影响到中心年轻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和相对竞争力。

  “我们现在很希望有人好好‘管’我们,因为没人‘管’就意味着科研活动没有长期、稳定的支持。中心有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一批热爱科研的优秀学者,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前提是要有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黄季焜说。

  此外,科研经费也面临挑战。尽管中心人均经费每年都还在增长,但黄季焜表示,争取经费的过程异常艰辛,中心研究人员每年要花很大一部分精力在争取经费上。而且,虽然国家资金多了,但他们从各部委获取经费相当难,中国科学院的经费也很难拿到。近年来争取国际经费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为国际基金普遍认为中国发达了,对中国的资助在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