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中国品牌形象，道德不可或缺
三鹿奶粉导致几千例婴幼儿患病，引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继美国拒绝进口中国奶粉之后，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总司长马德林（Robert Madelin）也表示，希望中国对“毒奶粉”事件进行全面清查，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这意味着，“三鹿事件”已经波及到世界奶制品市场。虽然涉嫌企业采取了自救措施，纷纷召回问题产品，中国政府严肃处理了一批相关责任人，但既然已经演绎成了国际社会公共事件，就不能因生产商的道歉或少数官员被免职而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食品行业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基础环节，关键是事前防范而不是事后补救。人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如此伤天害理的行为，怎么能生产出“国家免检产品”？如果这样的产品都可以免检，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还有什么用？对此，在9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质检总局负责人做了一番精妙解答：在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标准中，和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当中，都没有对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进行规定。因为这些物质是不允许添加到食品当中的。因此，以前没有对奶粉当中的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测。
说这种解释“精妙”，不仅是他们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还在于他们面对公共危机面不改色巧舌如簧。理论上说，不许添加的物质和成分自然属于“不检项”，超出规定范围的问题也不必多此一举去监管。不过，照这样的逻辑推论，奶制品中掺有三聚氰胺算是消费者的幸运了，如果有人故意添加农药、砒霜，也和他们没有关系。但就是这样的“免检”，对生产商而言决不亚于古代帝王赐给功臣的“免死金牌”，即使他们的产品含有毒素，生产和销售的理由也无可置疑。如此说来，质检机构和生产商好像都没错，有错的只能是消费者了。
平心说，一部分生产商不知道有人在源头添加三聚氰胺可以理解，而质量监测部门因为“国家免检”就不再进行跟踪检测，怎么也说不过去。根据之前实施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质检局对免检产品要及时抽查检测，保证其质量稳定和卫生安全。而事实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企业拥有了一张“国家免检产品”的认证书，就等于有了国家最高信用，随之而来的就是“驰名商标”、“著名品牌”的声誉，至于产品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含有更多的“不检项”，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职业道德。
有论者认为，“三鹿事件”使中国的产品免检制度现了原形，从客观上让质检部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既然质检部门可以为企业贴上“免检”标签，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免检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也有权向他们问责。但是，让中国的质检部门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原因并非一个“三鹿事件”。进入8月以来，在《反垄断法》实施当天，北京四家防伪企业就将质检总局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们在69种产品中强制推行有自己股份的电子监管码业务。此后，有人公开揭露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参与商业经营，每年至少从中获利600亿元人民币。更耐人寻味的是，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先生于8月2日“不慎坠楼”，这位从2005年开始就执掌中国食品质量和卫生监管的重量级人物，在“三鹿事件”爆发之前突然蹊跷死亡……有如此前因，出现什么后果都不足为怪。
毫无疑问，“三鹿事件”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案，暴露了整个行业的行为失范，使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基本走到了集体覆灭的边缘；彰显了一定范围内的商业道德败落，也折射出构建社会道德体系的迫切性。这样说绝非无中生有，因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早已“享誉”全球，其中难说没有监管部门的“ 功劳”。虽然“三鹿事件”不能全部归结到质检部门的头上，但从邬建平的问题可以看出，近年来质检机构的某些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该作为的“不作为 ”，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公权已经变成了他们敛财的资本。特别是“三鹿事件”的曝光后，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无论怎样自圆其说也难辞其咎。
如今，处于“风暴眼”中的三鹿集团前董事长被捕，石家庄市市长也遭免职，但由“三鹿事件”掀起的风暴仍在席卷，并越来越呈现出摧枯拉朽之势，使中国众多行业的“潜规则”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也促使人们开始对当下的社会道德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或许从这个角度看，“三鹿事件”之于中国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让人们见识了当公权沦为少数人的敛财工具后，对国家有多么大的危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近期对“三鹿事件”的处理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执行主任尾身茂21日说，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积极妥当的方式严肃认真处理奶制品污染事件。这说明了有人开始认识到了维系基本的社会道德体系，与维护法律公正同样重要，此举能不能挽回质检部门的公信力另当别论，起码标志着中国政府把消费者的利益提高到了国家利益层次。
众所周知，食品行业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基础环节，关键是事前防范而不是事后补救。人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如此伤天害理的行为，怎么能生产出“国家免检产品”？如果这样的产品都可以免检，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还有什么用？对此，在9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质检总局负责人做了一番精妙解答：在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标准中，和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当中，都没有对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进行规定。因为这些物质是不允许添加到食品当中的。因此，以前没有对奶粉当中的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测。
说这种解释“精妙”，不仅是他们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还在于他们面对公共危机面不改色巧舌如簧。理论上说，不许添加的物质和成分自然属于“不检项”，超出规定范围的问题也不必多此一举去监管。不过，照这样的逻辑推论，奶制品中掺有三聚氰胺算是消费者的幸运了，如果有人故意添加农药、砒霜，也和他们没有关系。但就是这样的“免检”，对生产商而言决不亚于古代帝王赐给功臣的“免死金牌”，即使他们的产品含有毒素，生产和销售的理由也无可置疑。如此说来，质检机构和生产商好像都没错，有错的只能是消费者了。
平心说，一部分生产商不知道有人在源头添加三聚氰胺可以理解，而质量监测部门因为“国家免检”就不再进行跟踪检测，怎么也说不过去。根据之前实施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质检局对免检产品要及时抽查检测，保证其质量稳定和卫生安全。而事实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企业拥有了一张“国家免检产品”的认证书，就等于有了国家最高信用，随之而来的就是“驰名商标”、“著名品牌”的声誉，至于产品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含有更多的“不检项”，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职业道德。
有论者认为，“三鹿事件”使中国的产品免检制度现了原形，从客观上让质检部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既然质检部门可以为企业贴上“免检”标签，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免检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也有权向他们问责。但是，让中国的质检部门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原因并非一个“三鹿事件”。进入8月以来，在《反垄断法》实施当天，北京四家防伪企业就将质检总局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们在69种产品中强制推行有自己股份的电子监管码业务。此后，有人公开揭露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参与商业经营，每年至少从中获利600亿元人民币。更耐人寻味的是，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先生于8月2日“不慎坠楼”，这位从2005年开始就执掌中国食品质量和卫生监管的重量级人物，在“三鹿事件”爆发之前突然蹊跷死亡……有如此前因，出现什么后果都不足为怪。
毫无疑问，“三鹿事件”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案，暴露了整个行业的行为失范，使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基本走到了集体覆灭的边缘；彰显了一定范围内的商业道德败落，也折射出构建社会道德体系的迫切性。这样说绝非无中生有，因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早已“享誉”全球，其中难说没有监管部门的“ 功劳”。虽然“三鹿事件”不能全部归结到质检部门的头上，但从邬建平的问题可以看出，近年来质检机构的某些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该作为的“不作为 ”，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公权已经变成了他们敛财的资本。特别是“三鹿事件”的曝光后，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无论怎样自圆其说也难辞其咎。
如今，处于“风暴眼”中的三鹿集团前董事长被捕，石家庄市市长也遭免职，但由“三鹿事件”掀起的风暴仍在席卷，并越来越呈现出摧枯拉朽之势，使中国众多行业的“潜规则”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也促使人们开始对当下的社会道德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或许从这个角度看，“三鹿事件”之于中国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让人们见识了当公权沦为少数人的敛财工具后，对国家有多么大的危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近期对“三鹿事件”的处理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执行主任尾身茂21日说，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积极妥当的方式严肃认真处理奶制品污染事件。这说明了有人开始认识到了维系基本的社会道德体系，与维护法律公正同样重要，此举能不能挽回质检部门的公信力另当别论，起码标志着中国政府把消费者的利益提高到了国家利益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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