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报道：“浙大数学科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徐浩在导师刘克峰教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最近为《美国科学院会刊》（PNAS）所接受。据了解，这将是建国后中国高校首次在《美国科学院会刊》上刊登数学论文”（科学网，2007年8月1日）。高兴之余，不禁想知道：这项研究是否得到相关资助？查阅各种介绍材料均未提及，我愿意相信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的资助。由于目前中国科技事业正处于快速上升的最好发展时期，今后这种给国人带来意外惊喜的科研成果会越来越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科研奖励系统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客观地说，我们的科研奖励系统仍然是传统的被动式计划构想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需要，需要激活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科研奖励系统。
 
科研奖励系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制度保证，也是科技进步的助推器。如果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体制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将导致科技发展的后劲不足，整体创新乏力。按照经典科学社会学的说法，科研系统的奖励包括两个层面：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前者，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已经作了很细致的分析，它包括诸如优先权与荣誉等，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想从后一个角度分析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科研奖励系统的运行模式。
 
我们传统的科技奖励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被动模式，即通过科研项目的评审，然后按计划设立重点支持与一般支持（在自然科学基金中就是所谓的面上项目与杰青项目以及重大项目），接下来管理者就悠闲地等待计划中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另一种奖励就是与科研事业发展的现在进行时相比严重滞后的安慰与认同奖励（这里暂且不论）。坦率地说，真正的科学是无法计划的，任何原创性科学发现的出现都是偶然的，绝对不可能按计划实现。科学与技术不同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这里，技术与工程科学可以这样做，但是真正的科学探索是不能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科学奖励模式是“守株待兔”模式。对于科研奖励系统来说，希望通过采用守株待兔方式获得重大原始发现，运行结果基本上等同于小概率事件。同样，守株待兔模式的奖励系统也容易遭到人们的诟病，即对意外成果的漠视与无所适从的举止失措。如前段时间，某中国科学家当选美国院士，而其本人还不是中国的院士，导致人们对中国院士制度议论纷纷。随着中国科技发展环境的好转、大量人才的涌现，这种出乎管理者意料之外的重大科技发现出现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加了。如果奖励系统不能很好地应对这种新情况，那么它的激励功能以及存在的合法性都将产生危机，笔者愿意称这种被动的奖励系统正处于一种制度性休眠状态，换言之，它真实地存在着，然而却处于激励功能最小化。当前的任务就是激活这种休眠状态的科研奖励系统，使之处于积极主动的工作状态。
 
回到上面提到的案例，徐浩与他的导师刘克峰教授的这项重大科学成果，如果没有得到国家各类基金资助，那么，国家应该马上采取科技成果赎买制的方式，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这样就能极大地放大科研奖励系统的激励功能，毕竟科研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这种奖励也是对科研人员付出的一种必要回报（当然笔者相信，很多科研人员从事科学并不为了金钱，但经济的补偿是必要的，精神层面的奖励就不用赘述了）。更何况在当下中国博士生普遍生存条件尚待极大改善的情况下，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就具有了重大的激励功能。看看每年若干个重大项目的投入，又有几个产生了有重大世界影响的成果？与其每年都在加大重大项目的投入，还不如加大对这种意料之外的重大成果的国家赎买，而且，这种赎买，国家获得的是真正的科研成果，这种赎买制也避免了许多浪费人力、物力的走过场的虚假的评审。笔者曾与朋友戏言：给徐浩和他导师200万元成果赎买费，对于国家来讲也无非就是一个杰青基金的经费而已，而且国家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创新成果，同时这种赎买还能使众多潜在的徐浩们安心真正的科研工作，结果国家不但获得了真正的科研成果，而且获得了优秀的科研人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