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口述：参与523项目始末
20世纪60年代，疟疾出现抗药性，研究新型抗疟药成为世界难题。当时正值“越战”时期，交战双方非战斗减员严重。受越南委托，中国有意识地开展军民大联合，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这才有了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今科技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将研制抗疟药作为一个秘密军事科研任务。“523”也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当时，７个省市在各地组织，筛选了很多药，合起来４万多种（合成药物和中药处方）都没取得很好的进展。
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参与了“523”项目。针灸所所长向523办公室推荐了中药所。1969年1月，中药所加入了研制抗疟药的任务，任命我（指屠呦呦本人）为课题组长。
如何找新药是个难题。我于1951年北大药学系毕业，1955年就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医研究院做中药研究。1959年，组织培养我脱产学习了两年半的中医医药系统。这些知识积累让我意识到，必须从古代文献中寻找解决方案。
我开始系统整理古方。从中医药医学本草、地方药志，到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采访老大夫等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最后做了2000多张卡片，编出600多种抗疟方药，作为我的基本功，考虑从中找新药。
当时“523”项目内部互相协作、不分你我。研究出现困境，我就把工作成果交给组织，一方面汇报工作，一方面希望大家共同发掘，开展实验筛选。
早在中药所参与之初，合成药的药物筛选已经开展。于是我就根据后来整理的方药做出样品，请其他研究组做鼠疟模型筛选：小鼠感染疟疾后，给它进药，如果有效，则说明血液中的疟原虫被消灭。
我们做了一些药，对疟原虫有一定抑制率。523办公室就鼓励我们下到疟区试试。结果却不够理想：病人用后高烧减退，但对疟原虫作用不大。往复去了几回，我们还是想继续用鼠疟模型筛选药物。
一直到1971年5月22日，任务还没有完成。当时大家都觉得做不下去了，研究工作进入低潮。但国家还很重视，在广州召开动员大会。周总理亲自电报指示，“523”项目的领导关系改为由“三部一院”（化工部、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和科学院）领导，鼓励坚持下去。
中药所派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我组织了一个4人研究组，1位年轻同志做我的助手，负责提取药物、筛选，2人做动物实验。当时已经做过青蒿，抑制率只有68%，算比较高的，就做了复筛。
然而，复筛后的抑制率更低了，只有40%甚至更低，一度放下了青蒿。后来我反复学习古文献，注意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提到青蒿：“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就是青蒿取来，加两升水绞汁后服用。李时珍《本草纲目》也附了这个方，说明它有退烧作用。
尽管古代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我们祖先还是有这个经验。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后来，我们在4个方面作出突破，才把青蒿抓住：品种、药用部位、采收季节、如何提取。
菊科艾属的青蒿品种很多，当时全国有5个品种叫青蒿。我们找到了，就是现在报道的artemisia annua L，实际上也只有它才含青蒿素。药用部位也很重要，青蒿本身虽然大部分是茎秆，但只有叶子里面才有青蒿素。采收季节也要把握好，因为青蒿素在青蒿内有个自然合成过程，必须要等到青蒿花前叶茂才行。最关键的是提取，古书里都是水煎，但青蒿水煎无效。老祖宗为何绞汁？温度太高或者酶解会不会破坏有效成分？我这才想到用低温提取，当时用低熔点的乙醚。后来提取后的药物确实疗效提高很多。
当时的青蒿提取物还有毒性，不能药用。我们就把毒性集中的部分处理掉，保留安全性较好的部分。1971年10月4日我们提取出来的191号样品就是中性提取物。用它做鼠疟、猴疟模型实验，居然达到了100%的抑制率。
我们马上报告给523办公室。他们安排我1972年3月8日向全国523研究组做药物的内部会议上报告，当时我的报告题目是《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的研究》，还写了大字报讲了怎么提取的，一步一步都公之于众。
动物实验不代表临床结果，523办公室指示我们“今年就到（临床）现场去，看看疗效到底怎么样”。我们压力很大，因为北京青蒿的青蒿素含量很低，不仅需要大量提取物，还要做很多临床毒理工作。为在疟疾多发之前赶制药物，我跟另外2位同志报告自愿以身试药，住进东直门医院。
提取的药物安全性很好，经过一周没出现什么问题。此时已是8月，我们把青蒿提取物装在胶囊里，到海南（疟疾多发地区）给病人喂药。一共做了21例，全部有效。在北京302医院又做了9例，也全都有效。这样，在1972年10月的“523”项目工作会上，我们就青蒿提取物的30例临床结果作了报告。报告之后，山东、云南要求参与进来，“希望你们的工作能在我们省开花结果”
【屠呦呦课题组在云南、北京完成30例临床试验后，证实了青蒿提取物确实对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不过，当时正值“文革”高潮，药物研究和开发都需要进一步推进。不过青蒿能够有效抑制疟疾的消息一经报告，引起了多方的密切关注。随后，全国多家科研单位围绕青蒿展开了“全国大协作”。】
从我们课题组来说，青蒿提取物在临床上30例都有效，说明鼠疟、猴疟与临床表现出很好的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主抓植物化学，进一步对青蒿提取物去粗存精。由于课题组内大家是分头研究，分工去做，所以即使我们去海南做临床的时候，组内同志也没有停止工作。1972年11月，我们就分离出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
过去的抗疟药都是奎宁类的，容易产生抗药性。我们1973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确定青蒿素到底是什么物质。我们做了化学元素分析、做了光谱数据分析，最后证明它不是奎宁类物质，而是一种全新结构的化合物，就放心了。在这基础上，我们后来还跟上海有机所协作。
当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能够用物理方法X-衍射来确定化合物立体结构。有几个年轻人对小分子比较感兴趣，我们正好跟他们合作，把提取好的东西给他们做。就这样，1975年底就把青蒿素的立体结构解决了。
我们与生物物理所联合写了一个简报，希望快点把事情报道出去。因为当时“文革”的环境下，研究结果不太容易发表。那时候我们不谈“抗疟”，只谈发现了一个新的分子结构，作了个通报。后来经过向卫生部报告批准，1979年这项成果发布在《化学学报》上，题目是《青蒿素的结构与反应》。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界很大重视。从此国际上就知道了有青蒿素这个事，还知道它是一个新的化学结构。
当时全国掀起了研究青蒿素的高潮。山东、云南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也不是那么顺利。那时发现云南青蒿也不是很合适，后来找到四川的质量比较好。后来“523”办公室又发文，让中医研究院组织全国多家研究团队来参观我们单位，我们的实验室对外开放，给大家介绍研究成果。我们当时也愿意这样，当时提倡“全国大协作”，大协作也会把工作促进得快一些，比如说找到四川的青蒿比北京的好，那对于研究工作就方便一点。
“文革”时期我们找不到药厂，但我们需要药厂配合，后来经审批给我们一个附属工厂。于是我们每年把四川的青蒿买回来在药厂提取，其他单位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直到1978年，我们一共做了529例临床病例，全国差不多40个单位参加，病例数达到5000多例——大协作当然有大协作的好处。
也是在1978年召开鉴定会的时候，“文革”结束，那一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全国科技工作轰轰烈烈。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们这个小组，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组”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状（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代表我们集体参加大会领取奖状——“523”研究项目组就我们这一份。
1979年，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国家发明奖二等奖。我们是第一发明单位，山东放在第二，他们虽然不是“523”协作省份，但流行疟疾比云南早，他们比云南早一年开始做，又写信给“523”办公室要求进一步发展。云南本身是“523”项目内的。后来他们就成为第三发明单位。
第四是生物物理所，他们协助确认的青蒿素的立体化学结构。第五是中科院有机所，也是做了结构和化学。最后还有一个是临床的，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研究组。李国桥在“523”项目中主要任务是从事用针灸治疗疟疾的研究，1974年底从云南方面拿到药用了之后说没想到中药里面有这么高效速效的东西，很有兴趣。于是开始从事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研究。发明奖1982年才发奖，当时我作为第一发明人代表集体出席。
后来我们拿到新药证书——新药证书只发给中药研究所一家单位，因为我们做了26个发现。
1981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青蒿素会议，我是第一个作报告的，报告了《青蒿素的化学研究》。大家都很赞赏。从那次会议以后，青蒿素被世界所认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