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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轮海归潮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中关村创业讲坛第4期上，北极光创投董事邓峰在演讲。
最近在美国硅谷的一次宣讲会，被中关村管委会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主任颜梅津津乐道。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周云帆率队远赴东京、多伦多等多地进行政策宣讲，对接海归。在美国硅谷的宣讲会，一下子来了近百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出国人员都已经多次回国考察了，对中关村都相当了解，对创新项目、开办公司的过程考虑得已经非常成熟。
新一轮海归热潮正在涌动，而“回归本土，中国机会”，已成为这一轮归国潮中的两个关键词。
教育部一组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年留学回国人数10.8万人，同比增长56.2%，“近几年，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几乎每三年翻一番”。
新一轮海归潮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海归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怎样的环境能让他们安心在中国发展？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博士一直在“贩卖”一个观点——吸引海归的关键是如何区分筛选真正需要的人才，付出与之匹配的国际市场的价格和后续发展的价格。
让这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感到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42号的脚还是穿着37号的鞋”。
在美国求学、任教20载，王晓东博士对于科学研究关键一环——国内的课题经费管理体制难以理解：目前的国内科研经费都是按项目发下来的，项目的审核细致到每个实验里需要用几瓶试剂，并且明确要求“打酱油的钱不能去买盐”。
由此出现的一个怪现状是：有的科研院所账上的钱上亿元，但就是没钱发工资、聘助手。
事实上，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因素难以预见，事先的各种设想最后都会出现偏离，而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一个再优秀的科学家浑身是力也使不出。
一位在美国求学任教多年的教授介绍，回国后自己的实验室水电费每年就要30万元，按照目前国内高校规定，学校不仅不会出这个钱，而且还要对实验室收费。但是申请国家项目基金中也没有这一项内容，科研人员只好花去大量精力，想办法在每个课题经费中找空间，还不得不考虑到处申请课题的可能性——“不出去申请课题，明年在哪里办公？”
有意思的是，一些填进表格明显超支的预算，学校明明一眼就能看穿也会理解和默许这一做法，“这在国外多么荒谬，但就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
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课题经费下拨的延后性：年初的预算项目，该用钱时没钱；快到年末时钱终于来了，但规定必须在年末花完，否则就被收回去，有些教授为此不得不满街找发票。
王晓东认为，这样的经费管理模式无疑是为了“防贼的”，这是社会诚信丧失的代价，但是由此带来的恶果则是“优秀的人才和成果冒出来的几率少了很多”。
王晓东在国外大学每年的经费也有数百万元，但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科学家对于经费处理的自由度有限，但是毕竟有些自由度。”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乱花钱，会计会一笔一笔地算账，而且还会有审计。
王晓东说，事实上，在美国的科研院所，一个普适的规则就是，“要留住最好的科学家，就要给他自由支配的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归人士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科研管理经费，都是从官员的角度出发，缺乏科学家的参与，很多指标变成了数数，方便了管理，却抹杀了科学的规律。”
位于北京的中科院众多研究所，不少办公楼对面就是外企的研究院。优秀的研究人员从这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仅仅是几步之遥。
如何留住人才？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需要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上反思，在英美等国的科研经费支出中，科研人工成本超过50%，而我国政府科研计划经费却不能用于人员的支出，这不利于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当前科研院所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最大生活困难住房为例，方新看到，即使从国外引进的人才，给什么样的优惠待遇也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安居才能乐业，没房住让他们怎么办？”
“人工成本偏低不是我国经费不足。”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陈杰研究员介绍，早在2006年，中国的科研经费甚至已经超过屡屡摘取诺贝尔奖的日本，近年来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长。
但投入和产出比如何？陈杰认为，一些见诸报端的情况反映是不理想，从“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一斑，“这正说明钱没用到刀刃上。”
一大关键就是国内看重的是投向物而不是投向人。
陈杰以自己熟知的芯片研发举例，总体的投资是500万元，但国内可能不到5%%，即不到25万元用在科技人员上，剩下的钱按规定买设备去了。陈杰凭经验估计，“在芯片设计相关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至少60%%以上科研经费流入国外几家测试公司。”
陈杰注意到，这其中很多设备是重复投资。在国外，设备是国家财产。比如东京大学的设备，其他大学也可以用。我们国家设备很多成了一个单位的私有财产，一台上百万元的仪器，一个城市里可能每个学校都有，其实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科研仪器有一个更新换代的周期，时间一长只会成为一堆破铜烂铁。
陈杰认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现有收入无法保证科研人员安心做学问，需要聘用的合适人才只能以廉价研究生劳动力替代，研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年薪大约是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研究经费只有20多万人民币，但是从2004年至2009年，在应用基础科学领域的综合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位，拥有几十位可能随时拿诺贝尔奖的科研人员。其中的奥秘不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日本的教授可以安闲自在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科研工作，不受干扰长期潜心研究。这种科研氛围，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算奇怪。”
“但在国内，一个教授不仅要为维持实验室的运营费用、人员工资、各种考评检查犯愁，而且自己的那点工资也不能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投入更多的科研经费（大部分用于买设备和材料了），也很难出现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创新成果。”
“设备也需要，但关键还是人”，陈杰在日本做副教授时，一年工资是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科研经费只有15万元人民币，也做出了不少在国际上很好的成果。
而国内有些教授拿数百万元的经费，个人收入只有10万元左右，其他全部买设备了。
“在国外，一流的人才，即使使用二流、三流的设备，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反过来，如果人才是二流、三流的，即使让他使用一流的设备，也很难取得一流的成果。国内本来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让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为养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分心，不能潜心从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陈杰对此充满疑虑。
一位业内专家则介绍，由此出现的怪圈就是，国家给教授的月工资是七八千元左右，社会上传出则是一些教授年年买套房，“863、973项目不让用在全资工作人员身上，一些人只好拼命的搞项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带长期行走，利益的诱惑自然让一些人走向歪门邪道，最终国家投入越多收获可能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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