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海归潮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2010-8-23 09:1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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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业讲坛第4期上,北极光创投董事邓峰在演讲。

  最近在美国硅谷的一次宣讲会,被中关村管委会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主任颜梅津津乐道。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周云帆率队远赴东京、多伦多等多地进行政策宣讲,对接海归。在美国硅谷的宣讲会,一下子来了近百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出国人员都已经多次回国考察了,对中关村都相当了解,对创新项目、开办公司的过程考虑得已经非常成熟。

  新一轮海归热潮正在涌动,而“回归本土,中国机会”,已成为这一轮归国潮中的两个关键词。

  教育部一组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年留学回国人数10.8万人,同比增长56.2%,“近几年,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几乎每三年翻一番”。

  新一轮海归潮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海归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怎样的环境能让他们安心在中国发展?

“课题经费管理防贼甚于选优”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博士一直在“贩卖”一个观点——吸引海归的关键是如何区分筛选真正需要的人才,付出与之匹配的国际市场的价格和后续发展的价格。

  让这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感到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42号的脚还是穿着37号的鞋”。

  在美国求学、任教20载,王晓东博士对于科学研究关键一环——国内的课题经费管理体制难以理解:目前的国内科研经费都是按项目发下来的,项目的审核细致到每个实验里需要用几瓶试剂,并且明确要求“打酱油的钱不能去买盐”。

  由此出现的一个怪现状是:有的科研院所账上的钱上亿元,但就是没钱发工资、聘助手。

  事实上,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因素难以预见,事先的各种设想最后都会出现偏离,而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一个再优秀的科学家浑身是力也使不出。

  一位在美国求学任教多年的教授介绍,回国后自己的实验室水电费每年就要30万元,按照目前国内高校规定,学校不仅不会出这个钱,而且还要对实验室收费。但是申请国家项目基金中也没有这一项内容,科研人员只好花去大量精力,想办法在每个课题经费中找空间,还不得不考虑到处申请课题的可能性——“不出去申请课题,明年在哪里办公?”

  有意思的是,一些填进表格明显超支的预算,学校明明一眼就能看穿也会理解和默许这一做法,“这在国外多么荒谬,但就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

  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课题经费下拨的延后性:年初的预算项目,该用钱时没钱;快到年末时钱终于来了,但规定必须在年末花完,否则就被收回去,有些教授为此不得不满街找发票。

  王晓东认为,这样的经费管理模式无疑是为了“防贼的”,这是社会诚信丧失的代价,但是由此带来的恶果则是“优秀的人才和成果冒出来的几率少了很多”。

  王晓东在国外大学每年的经费也有数百万元,但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科学家对于经费处理的自由度有限,但是毕竟有些自由度。”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乱花钱,会计会一笔一笔地算账,而且还会有审计。

  王晓东说,事实上,在美国的科研院所,一个普适的规则就是,“要留住最好的科学家,就要给他自由支配的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归人士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科研管理经费,都是从官员的角度出发,缺乏科学家的参与,很多指标变成了数数,方便了管理,却抹杀了科学的规律。”

“科研经费里要有给人的钱”

  位于北京的中科院众多研究所,不少办公楼对面就是外企的研究院。优秀的研究人员从这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仅仅是几步之遥。

  如何留住人才?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需要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上反思,在英美等国的科研经费支出中,科研人工成本超过50%,而我国政府科研计划经费却不能用于人员的支出,这不利于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当前科研院所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最大生活困难住房为例,方新看到,即使从国外引进的人才,给什么样的优惠待遇也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安居才能乐业,没房住让他们怎么办?”

  “人工成本偏低不是我国经费不足。”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陈杰研究员介绍,早在2006年,中国的科研经费甚至已经超过屡屡摘取诺贝尔奖的日本,近年来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长。

  但投入和产出比如何?陈杰认为,一些见诸报端的情况反映是不理想,从“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一斑,“这正说明钱没用到刀刃上。”

  一大关键就是国内看重的是投向物而不是投向人。

  陈杰以自己熟知的芯片研发举例,总体的投资是500万元,但国内可能不到5%%,即不到25万元用在科技人员上,剩下的钱按规定买设备去了。陈杰凭经验估计,“在芯片设计相关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至少60%%以上科研经费流入国外几家测试公司。”

  陈杰注意到,这其中很多设备是重复投资。在国外,设备是国家财产。比如东京大学的设备,其他大学也可以用。我们国家设备很多成了一个单位的私有财产,一台上百万元的仪器,一个城市里可能每个学校都有,其实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科研仪器有一个更新换代的周期,时间一长只会成为一堆破铜烂铁。

  陈杰认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现有收入无法保证科研人员安心做学问,需要聘用的合适人才只能以廉价研究生劳动力替代,研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年薪大约是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研究经费只有20多万人民币,但是从2004年至2009年,在应用基础科学领域的综合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位,拥有几十位可能随时拿诺贝尔奖的科研人员。其中的奥秘不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日本的教授可以安闲自在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科研工作,不受干扰长期潜心研究。这种科研氛围,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算奇怪。”

  “但在国内,一个教授不仅要为维持实验室的运营费用、人员工资、各种考评检查犯愁,而且自己的那点工资也不能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投入更多的科研经费(大部分用于买设备和材料了),也很难出现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创新成果。”

  “设备也需要,但关键还是人”,陈杰在日本做副教授时,一年工资是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科研经费只有15万元人民币,也做出了不少在国际上很好的成果。

  而国内有些教授拿数百万元的经费,个人收入只有10万元左右,其他全部买设备了。

  “在国外,一流的人才,即使使用二流、三流的设备,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反过来,如果人才是二流、三流的,即使让他使用一流的设备,也很难取得一流的成果。国内本来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让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为养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分心,不能潜心从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陈杰对此充满疑虑。

  一位业内专家则介绍,由此出现的怪圈就是,国家给教授的月工资是七八千元左右,社会上传出则是一些教授年年买套房,“863、973项目不让用在全资工作人员身上,一些人只好拼命的搞项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带长期行走,利益的诱惑自然让一些人走向歪门邪道,最终国家投入越多收获可能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