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如何评价科研投入回报
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讨论科学研究投资的回报率问题。文章指出，虽然精确地计算回报率非常困难，但是为了增强公众和政府投资科研的决心，继续追加科研投资，努力构建经济回报衡量标准是很有必要的（《科学网》2007年7月17日）。笔者手上正好有一篇类似的文章——《R&D与经济增长——警告性的想法》，作者是William A .Niskanen。结合这两篇文章，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深思：其一，科研投入一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吗？其二，科研投入的回报一定要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回报吗？
先说第一个问题，当前科研投入回报的预设基础是有问题的。我们想当然地把科研活动简单地等同于一种经济行为，由此，自然联想到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推论。问题是，科研活动与市场的经济活动是有很大区别的。可以把科研活动分为4个测度阶段，即直接产出、中间产出、最终阶段前产出和最终产出，这里仅就直接产出进行一些分析。它包括书面产出，如论文、ZL等，其他产出包括提出的重要改进方法、向下游扩散的新观念等，总体声誉中的获奖等。然而我们怎样把这些产出转换成经济指标呢？一个向下游扩散的新观念值多少钱？一项荣誉又有多少经济学价值？显然这些指标都不可精确测度，因此，用简单的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模式来衡量科研活动的回报存在严重弊端，这种做法严重地阉割了科研活动的价值。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如此热衷于强调这个虚假的预设模式？其实这是一个博弈双方寻找借口和安慰的最好结合带。
目前，公众和科技共同体都愿意接受的一个理论预设是“F．培根——W．布什”模型，即培根链条，其大意是：对于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研究水平来说，政府资助是必须的；为基础研究提供科学基金对先进技术的产生也是必需的；而先进技术又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远角度着眼，这种认识可能没有大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短时段评估来说，这种认识至少没有经过严格检验。短期来看，大多技术创新是基于其他相关的技术进步，与近期基础研究的进步没有多少关系。据研究，政府R&D投入与生产率的增长之间至少要有20～30年的滞后期才能体现出来，换言之，这根链条存在断裂，从基础研究到先进技术没有直接的通道，而从先进技术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测度也非常困难，并没有十分明显的证据与测量手段的支持。而目前经济学上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大多采用剩余法，即除去传统的资本、人力贡献之后，剩余的增长部分被安在科技进步的头上。这点基础并不牢靠。相反，如果短期内投入科技的R&D过多是否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呢？这也存在疑问。
之所以科技界与公众都相信科技投入与回报的预设，进而要求加大对科技投入，这一方面是当代科技发展的现状决定的，认为科研活动是昂贵的；另一方面，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都抱有一种经济赌博的心理，期望这个预设能够实现，即以小的科技投入换来巨大的经济产出，从而实现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和民生的目的，这种信念大多是从历史回顾中总结出来的。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个预设或者所谓的“培根链”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回到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科技投入的回报呢？笔者认为，科技活动的回报应该是多元的，既要重视明确的经济回报，还要重视无形的精神的回报价值，对于二者很难说谁的意义更大。相比而言，后者在市场经济时代被严重忽视了，试问人类花巨额经费探测木星的卫星状况有什么现实的经济意义？至少短期内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然而这项研究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人类对世界加深了解的价值有时是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同时，通过科技活动，也极大地改造与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内核，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对于准公共物品的科学来说，这点尤为珍贵。
我们对于科研活动投入的回报预期应该避免两种投机心理：一种是急功近利的经济赌博心理，另一种是目光短浅的吝啬心态。正是这两种心理作用，决定了基础研究的地位在中国一直不稳定，因此有理由追问：在科研投入的回报上，我们能否给人类的想象留一点空间？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先说第一个问题，当前科研投入回报的预设基础是有问题的。我们想当然地把科研活动简单地等同于一种经济行为，由此，自然联想到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推论。问题是，科研活动与市场的经济活动是有很大区别的。可以把科研活动分为4个测度阶段，即直接产出、中间产出、最终阶段前产出和最终产出，这里仅就直接产出进行一些分析。它包括书面产出，如论文、ZL等，其他产出包括提出的重要改进方法、向下游扩散的新观念等，总体声誉中的获奖等。然而我们怎样把这些产出转换成经济指标呢？一个向下游扩散的新观念值多少钱？一项荣誉又有多少经济学价值？显然这些指标都不可精确测度，因此，用简单的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模式来衡量科研活动的回报存在严重弊端，这种做法严重地阉割了科研活动的价值。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如此热衷于强调这个虚假的预设模式？其实这是一个博弈双方寻找借口和安慰的最好结合带。
目前，公众和科技共同体都愿意接受的一个理论预设是“F．培根——W．布什”模型，即培根链条，其大意是：对于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研究水平来说，政府资助是必须的；为基础研究提供科学基金对先进技术的产生也是必需的；而先进技术又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远角度着眼，这种认识可能没有大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短时段评估来说，这种认识至少没有经过严格检验。短期来看，大多技术创新是基于其他相关的技术进步，与近期基础研究的进步没有多少关系。据研究，政府R&D投入与生产率的增长之间至少要有20～30年的滞后期才能体现出来，换言之，这根链条存在断裂，从基础研究到先进技术没有直接的通道，而从先进技术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测度也非常困难，并没有十分明显的证据与测量手段的支持。而目前经济学上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大多采用剩余法，即除去传统的资本、人力贡献之后，剩余的增长部分被安在科技进步的头上。这点基础并不牢靠。相反，如果短期内投入科技的R&D过多是否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呢？这也存在疑问。
之所以科技界与公众都相信科技投入与回报的预设，进而要求加大对科技投入，这一方面是当代科技发展的现状决定的，认为科研活动是昂贵的；另一方面，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都抱有一种经济赌博的心理，期望这个预设能够实现，即以小的科技投入换来巨大的经济产出，从而实现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和民生的目的，这种信念大多是从历史回顾中总结出来的。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个预设或者所谓的“培根链”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回到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科技投入的回报呢？笔者认为，科技活动的回报应该是多元的，既要重视明确的经济回报，还要重视无形的精神的回报价值，对于二者很难说谁的意义更大。相比而言，后者在市场经济时代被严重忽视了，试问人类花巨额经费探测木星的卫星状况有什么现实的经济意义？至少短期内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然而这项研究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人类对世界加深了解的价值有时是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同时，通过科技活动，也极大地改造与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内核，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对于准公共物品的科学来说，这点尤为珍贵。
我们对于科研活动投入的回报预期应该避免两种投机心理：一种是急功近利的经济赌博心理，另一种是目光短浅的吝啬心态。正是这两种心理作用，决定了基础研究的地位在中国一直不稳定，因此有理由追问：在科研投入的回报上，我们能否给人类的想象留一点空间？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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