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宗教接受理性的时候，科学就没有了最后的思想羁绊，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来源于思想的自由。

　　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最后，对功利的追求必然从根本上不利于团队的合作。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由此引发的沉重思考牵动着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杨卫平研究员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精神的匮乏是我们民族从事原始性创新的软肋。”欣赏“有用的知识”是社会常情，科学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但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在中国引发广泛关注之日，正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时，也因此，急于富国强兵的人们请进了能够带来“坚船利炮”的“赛先生”。可以说，科学在中国被看重得益于其工具性价值。但是，过于偏重工具性，也妨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正如杨卫平文中所言：“现代科学精神的匮乏乃是我们民族缺乏科学大师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本期周末评论刊发杨卫平的相关文章，与读者分享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