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院士: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

2010-11-02 10:31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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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历史现象叫回归,回归才有进步,才有健康的持续的进步。

  文艺复兴是提倡古希腊罗马文化,提出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使人性回归。启蒙运动是批判蒙昧主义,使人的理性回归。中国唐朝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先秦和两汉文化传统,使文风和社会风气回归。

  粉碎“四人帮”后真理标准的讨论,纠正了以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为真理标准的错误,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回归。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历史定位的回归。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大学精神就在这大背景中演变。解放前,大学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那时的大学精神是崇高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60多年来教育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下面我主要谈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统帅了学校,政治文化冲击了大学里的学术文化。运动不断,批斗不止,秩序混乱,斯文扫地,有的师生被批为“右派”、“反革命”,大学精神不再崇高。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市场文化又冲击着学术文化,使得原本讲道德、守诚信、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走了样,变了味。

  除了政治文化和市场文化外,中国固有的官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甚至市侩文化也在侵蚀着学术文化。当教育改革在“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大学扩招”、“高校合并”等方面有失误的时候,大学无法保持传统,大学精神再受伤害。

  大学精神是什么?先辈们已经有不少阐述。蔡元培先生说应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那么何谓大师?标准应该是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时提出的“五个第一流”。

  当代很多大学校长也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刘道玉校长说:“西方大学的精髓就是: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这是大学精神之美,是发明创造所必不可少的。”杨福家校长说:“一流大学应该特色鲜明、大师云集、科研领先、以人为本,有大爱情怀。”朱清时校长说:“大学应有崇尚学术卓越的精神。”杨玉良校长说,“大学应该在精神层面上回归大学本身的高尚”,“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他还说,“大学精神不能虚脱”,“当社会出现失范时,应该发出警世之言”。他们这些理念如果实现了,中国的大学就有希望了。

  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行政化”只是浅层的问题,“行政化”的根源是“党政化”,但是现在谁也不敢提“去党政化”,不仅事关党的领导问题,还有“去党政化”后怎么办?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教授也治不了校。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都是在官场文化、世俗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纯粹的“学术文化人”已经不多了。即使蔡元培再世,面对现在各种非学术文化的包围,也难以实现他的理想。所谓治大学,更要治社会,而大学精神的回归应该先于社会,优于社会。

  现在大家怀念西南联大的辉煌,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联大八年》。我认真读了这本书,还为此专访了昆明西南联大的旧址,在联大的图书室内查阅了有关资料,正式资料都将联大的精神归为“爱国、科学和民主”。现在很多大学也在提倡这三条,为什么再也没有联大的辉煌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又重新阅读了《联大八年》中冯友兰先生写的简史。他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太好了!

  联大的成功在于他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是珍惜有识之士能够振振有辞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还认为,联大的成功不能单看那八年,而是联大继承了八年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几十年坚持的校风和传统,八年以后联大学子还继续潜心学术,结出了硕果,这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学术要自由,就要避免政治干涉。从历史上看,政治和学术是常有矛盾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中,学术最活跃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政治很弱,于是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政治强大了,学术衰落了。秦朝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强而学术也不错的有两个时期,一是汉朝的文景之治,另一个是唐朝的贞观之治。

  清朝康乾盛世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很强,乾隆年间中国的GDP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的33%~40%,文化上却大力压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政治控制很强,但在学术上除了工业以外全面滑坡,最后政治也完了。政治不干涉学术,学术就好,干涉就糟。因为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是不同的:政治要求保持一致,服从组织;学术要求挑战权威。现在中央的方针是“政治宣传有纪律,学术探讨无禁区”。这就对了。

  那么,如何体现党对大学的领导?大学里如何管人?现代管理科学上有两条基本原则,就是用人者管人的原则和一级管一级的能级管理原则。我们强调党管干部,党再通过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管人。这些部门不直接用人,谁好谁差他们并不清楚,只好启动繁琐的考核体系。其实谁好谁差,直接管事的领导最清楚。校长知道系主任,系主任知道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知道每个工作人员。有人怕教授用人权大了会有猫腻,其实直接用人的人管人猫腻才最小,因为他用非其人就会耽误自己的工作,影响他的业绩。

  比如统一高考问题。考是必须的,统是不合适的,只有中国是统考的。统一高考引发的应试教育,正在扼杀我们青年人的个性和智慧,而缺乏个性和智慧的人不会有大的创造性。现在我们看到应试教育的弊端,但不敢大动,只是修修补补的改,处处被动。其实,逐步恢复大学自主招生,问题会逐渐好转。因为这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解放前行之有效的办法。

  大学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教材应该由教师和学生自主选择,不必全国统一。社会的人才需求是多元的,教师和学生的特长原本也是多元的。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造就大批有特长和个性的人才,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是现代教育的使命。制度的好坏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大学教育的好坏,归根结底应该由社会实践来评判。

  (作者秦伯益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