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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瑜专访：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日臻完善
陈宜瑜
2003~2012年，10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投入从20.49亿元增加到150.03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7%。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期间，伴随着国际通行制度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的逐渐深化，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日趋成熟的科学基金制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十八大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一一还原了他们这些年来支持基础研究，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步伐。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个机制的内涵就是依靠科学家，采取同行评议进行科学价值判断，对科技经费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这样的制度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
对此，陈宜瑜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科学基金制度，只能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于发达国家在基金制度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模仿照搬。陈宜瑜说：“我们强调 ‘中国特色’，就是强调我们没有可以直接拿来采用的基金模式，只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现状，放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实践、探索、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
这种实践、探索和尝试首先就体现在科学基金对自身定位的调整中。
“科学基金成立时的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这是适应当时科技发展需求的。2004年，我们下决心拿掉了‘部分应用研究’，确定了 ‘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陈宜瑜说， “这是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总体部署出发，在科学基金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探索、正确认识和遵循基础研究规律所得出的重要理念。”
自此，科学基金集中精力支持基础研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了中国科学基金特殊的历史使命。集中体现为三大战略任务：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保障学科均衡发展、服务经济社会。
陈宜瑜说：“稳定和培育一支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是当时建立科学基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长期担负的重要职责。”这些年来，科学基金做了大量工作，打造和完善了一条完整的相互衔接的人才资助和培养链。现在，一支年龄结构合理，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的科研人才队伍业已形成。
在学科体系建设上，科学基金从不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陈宜瑜指出，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不可预测性。正是因为如此，科学基金必须保障所有学科的基础研究都能得到支持，保持学科的均衡协调发展，以防止出现“木桶效应”中的那块短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基金，我们不能脱离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外，否则就很难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陈宜瑜继续说道。为此，科学基金始终努力引导社会和公众对基础研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基础研究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的这个10年，基础研究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迅速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如星火燎原。
对基础研究长期、持续地资助，结出了累累硕果。
就拿我国科学家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来说，按10年段统计，2002~2011年中国科学家发表SCI论文数排名比上一个10年段上升了6位，SCI论文被引用次数比上一个10年段上升了5位。2011年中国发表SCI论文总数15.7万篇（其中中国大陆发表14.7万篇），居世界第2位（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第2位），论文被引用次数居世界第6位。
其间，科学基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统计，2009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中，有38%的论文标注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2010年标注科学基金资助论文数占到37.9%，2011年占到40.8%。
科学基金还有效发挥了科技创新的源头作用，许多受到国家科技奖励的成果都源于或得到科学基金的支持。
陈宜瑜介绍说：“近10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刘东生、叶笃正、吴孟超、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王振义、谢家麟、吴良镛、师昌绪等院士都曾得到科学基金的长期资助。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相关基础研究中，得到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长期保持较高比例。例如，2002~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共颁发305项，其中293项获奖人不同程度获得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获资助率达到96.1%，平均每个授奖项目的完成人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约16项次。近几年的自然科学奖几乎全部得到过科学基金资助，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科学基金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贡献。”
科学基金没有满足于定位的明晰，研究项目、人才项目、环境条件项目三个资助系列调整的完成，努力让资助格局不断优化。
陈宜瑜说：“科学基金要根据中国国情，努力探索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鼓励创新，大力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要坚持以创新能力建设为主线，以支持创新人才为核心，以机制和体制创新为保障，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全称为“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三个更加侧重”战略导向应运而生。
“国家投了这么多钱，我们都做了什么？起了哪些作用？这是我们始终考虑的事情。”陈宜瑜这样解释“三个更加侧重”的必要性：在大量科技资源投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热点领域的时候，科学基金不能在侧重基础、前沿和人才的资助政策上发生大的改变。在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科技计划提供大量优秀人才和项目储备的同时，科学基金要更加重视这三个方面。
“中国仅用25年便建成了当前的科学基金体系，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技绩效评估——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的评价字字如金。
“这段表述是对中国科学基金制的高度认可，充分说明我们把国际通行制度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创新制度的实践中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打造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