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国际评估助推中国科研环境改革

2010-12-13 08:40 来源: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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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建立起公正、合理、透明的科研评价体系的时机

  “国家投入科研经费,不仅要求出科研成果,也要求出一批在国际上被认可、在具体领域成为权威的科学家。这就要求我们的科学家要做深入的研究,做出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对所在领域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科学家不应被评估体制逼迫着大跃进式地发表论文。建立一个学术专家主导的科研评估体系,可以帮助科学家做系统性、深入性、长久性的研究工作。”

  王小凡是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和癌症生物学系教授,从2008年初到今年9月,他组织、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领域的8个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医学院的国际评估。日前,他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机,需要建立起公正、合理、透明的科研评价体系,建立这样的评价体系可以极大推进中国科研环境的改革。

  他说:“科学评估不仅只是计算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而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课题意义、科研进展、国际影响进行准确评价,帮助被评估的研究机构、研究员更好地成长。”

  “在国家大幅度投入科研经费、对科技创新能力提出新要求的大背景下,我国科学界需要有能力回答这几个基本问题:如何保证科研产出与国家战略发展相适应?如何保证科研经费的有效利用?如何评估国家的科研创新实力?如何评价具体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及他们的发展潜力?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真正的学术同行参与。因此,建立一套由学术专家主导的科研评价体系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王小凡强调,真正的同行评议一定要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回避制度非常重要。他认为,经过3年探索,由海外专家实施国际评估的方法已经比较成熟,可以进一步推广。他介绍了参与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际评估的具体做法。

公正、合理、透明

  “参加评审的绝大多数海外专家在国内没有实验室或合作项目,没有利益冲突,他们想的是如何帮助国家把科研经费用好、把科研项目搞好。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挑毛病,而是想帮助,评估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改变和提高。”

  科学评估最重要的是公正、合理和透明。

  王小凡认为,公正就是要客观,要建立回避制度、避免利益冲突。从公正的角度出发,一种值得尝试的做法是由海外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而避免与被评审者之间有直接利益联系。“我听说,目前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每5年评估一次的时候,不少参评人员与评审者都存在利益关系。今天你评审我,过两天我就去评审你,结果基本上大家都通过了。这样的评估成了走过场,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科研评估没有效果,使得有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成分钱的机制了。”

  合理,一方面是指要针对学科特点组织相应形式,不要一刀切。比如说,生命科学领域在研究思路、方法、成果评价等方面与国外接轨比较容易,实施国际评估就比较合理;而一些工科领域,因为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和地方因素,就很难采用国际评估。合理的另一方面是要根据研究所和研究人员的具体方向,由相应领域懂行的人来作具体评价。透明,就是要公开评估的标准、方法以及评审专家的身份。

  王小凡介绍了中科院和清华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尝试国际评估的做法:2008年初,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成立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海外专家委员会”(简称专家委员会),启动了对生物领域相关研究所的国际评议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由中科院主管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副院长聘请,核心成员9~12人。专家候选人的遴选条件是:长期旅居祖国大陆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有较深的学术造诣、研究工作与学术水平得到同行认可、在国际学界有较大影响、具有正教授(或相当于)的职称、有服务于中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事业发展的意向。

  对于每一个参与评估的研究所,根据其学科、研究领域分布,专家委员会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形成具体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的产生过程独立于中科院生物局以及被评审的研究所。迄今为止,已经有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等8个研究所进行了海外专家主导的国际评估。

  2010年8月,受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委托,王小凡又组织了由14位成员组成的海外评审委员会,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69位研究人员实施国际评估,主要评价他们在过去5年的科研进展和对未来5~10年的规划。评估前,每位受评者先提交一份英文书面报告,内容包括概述、研究总结、简历和代表性著作。每位研究人员最后的评估和打分则是由评委会全体成员根据评审过程的综合信息做出,最后会为每位受评者作出1~5页的评议报告。这次评估的最终报告长达118页,不仅是对清华大学生命医学领域过去一段时间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这是清华大学也是全国大学中,第一次实施全面、系统的国际评估活动。

  王小凡说:“在这些评估活动中,接受评议的主要对象是进入研究所3~10年的研究组长,他们都有较好的国外教育和研究背景,回国时得到了国家、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是研究主力和未来发展方向。对回国3年以内的人员,基本上不进行评估,主要是给他们机会和时间。但3年后,就应该能显示出其自身潜力,也就适合进行评估了。”

“评估要具体”

  “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我们已经是全球总数第二了,现在应该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对具体科研领域的影响、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贡献了。”

  对于评估活动,公正、透明的组织形式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但更为重要的,是评估时合理的方法和内容。

  以前我们国家做科研评审时,无论是个人还是研究机构,大都会作这样的总结: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少;对于机构来说,还要强调有多少院士,多少正教授、副教授。王小凡对此评价:“这样的总结与其说是科学评估的结论,还不如说是科研处的部门报告。这些都是抽象的数据,而不是具体的科研进展、前景和影响。”

  他强调,科学评估要对科研产出作认真具体的评价:“科研评审不能‘一刀切’,不能用过分简单的行政化方法进行评价,而要根据每个领域、每个研究方向的特点,依据课题重要性、课题进展和发表文章对领域发展的影响作具体评价。但是现在在国内,很多时候对科学研究的评价过分依赖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大家看哪个期刊的影响因子高,就往哪个期刊投;看哪个期刊容易发文章,就投其所好做哪个方面的东西,一拥而上,甚至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是什么。这样仅仅用数字交账的科研是短视的,对国家不利,对科学发展不利。科学家不应被评估体制逼迫着大跃进式地发表论文,而应该做系统性、深入性、长久性的研究工作,这样整个国家的科研实力才可能提高。”

  他介绍了在中科院和清华大学进行评估时评审委员会采取的一些较合理的标准,比如对于进行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要看课题是否抓住了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是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否有对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的长期计划。在科研产出的评价方面,要考虑实验室的具体情况,比如在评价具体实验室发表论文的影响时,会考虑该实验室得到的国家资助情况。有的人申请了很多研究经费却没有做出很好的成果,相应的评价就会比较负面。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评估的标准是什么,应该向哪一方面努力。不能光说我承担了多少基金项目,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期刊的影响因子有多高,但研究工作却没有任何系统性、对科学没有多少真正的贡献。因为国家最终需要的,不仅是要出科研成果,也要出一批在国际上被认可、在具体领域成为权威的科学家。”

  王小凡记得,在对上海生命科学院某研究所评估时,有一位研究员当时还没有发表文章,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他针对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研究,他的研究一旦完成,对该领域会有很大推动,所以最后给了他很好的分数。1年后,这位研究员果然在该领域一家主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与之相反,另一位研究员虽然发了好几篇文章,但其文章的影响力却并不突出,听他的报告发现他并没有抓住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给他的分数就比前一位低得多。

  “如果从文章数量的角度来评价,后一位肯定比前一位好,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前一位将来对科学的贡献肯定要比后一位大,发展潜力也大,这只有同行才能看得出来。”

 
“评估是为了发展进步”

  “科研评估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研究员和研究机构的发展进步,这样的目标用现在行政化的评估方式是很难实现的。而由学术专家主导的评估,从个人角度,可以帮助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找准科研方向;从机构的角度,可以对其发展战略提出具体建议。”

  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国家快速发展,并从海外引进大量年轻人才。许多人回国后“一步到位”:到研究所可以做正职研究员,到大学则是正教授。王小凡认为,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源于中国的特殊情况。

  “在美国,我们都是从助理教授起步,经过几年的努力和评审,才能得到终身职位,有些大学甚至一直要做到正教授才给终身职位,但只要是助理教授,就能带博士生。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往往不能带博士研究生。因为博士生是科研的主力,如果不能带博士生就很难让年轻人真正发挥作用,‘一步到位’的做法成了对这种制度的妥协。但这么做了以后,一个年轻科学家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就少了一环,没有一个好的体系来保证他们能够真正经过一步步锻炼成为领头科学家,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用科研评估工作来补这一课。”

  试行的国际评估确实对一些年轻研究员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一位接受完评估的研究员说:“这个评估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以前真没有好好想过从前5年中我在科学上有什么贡献,这次我该好好做做总结了。”另一位研究员说:“我从前真是将很多精力都浪费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哪些东西我该好好做。”

  评估不仅仅对研究员有所促进,通过对每位研究人员的具体评估,专家委员会能够了解研究所或大学学院组织模式的好坏、研究方向的分布,可以对其未来发展战略提出具体建议。例如在评估某研究所时,专家委员会发现,这个所内某国家重点实验室有40多个独立研究员,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研究小组,但彼此间的合作不多。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他们发现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研究所每年都招新人,越招实力越强,每个新人都要求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又没有轮转和淘汰制度,结果实验室越变越大、越变越杂。国家给的钱没有用在刀刃上,而是像福利一样平均分配,越分越少。

  针对这种情况,评委会建议研究所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鼓励上下游整合以扩大成果产出;另一方面,要根据科研方向的安排和学术委员会的定期评估,建立淘汰机制,集中人力、物力和资源优先发展重点项目,不断提高竞争实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评估时,专家委员会发现,该院的植物生物学研究组尽管每位成员的学术实力都非常强,但因为整体规模太小,不足以使学院成为该领域的一个中心。

  然而,考虑到中国的国家需求以及植物学在农业和环境科学中的重要性,专家委员会建议清华大学加强植物生物学的发展,在未来3年中在国际范围内招聘4~6位年轻的植物生物学家。他们同时建议,要聘请助理教授级别的青年学者,而不是像“千人计划”入选专家一样的课题组长。专家委员会写道:“考虑到发达国家就业市场的紧张,清华大学应该能够聘请到优秀的年轻植物生物学家,他们很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间成长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用新体制改变旧体制

  “国家目前在科学领域面临的问题,需要改革我们的研究经费评审和管理机制,同时也需要建立学术专家主导的科研评价体系。这两方面都做好了,科研经费就可以得到有效利用,最后的科研产出会是长效的、意义重大的。同时,科学家的成长也可以通过评估得到帮助。”

  在国内试行的国际评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总结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评估时,中国科学院的相关报告作了如下陈述:“经过多年发展,有些研究所目前进入了一个固化阶段,主要表现在科研岗位缺乏流动机制,造成创新动力不足。而由研究所自身组织的评议工作,不仅耗费研究所精力,而且难以做到公正透明。借助第三方独立的国际评议工作,可以深入挖掘制约研究所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有效促进研究所按照学科发展规律建立岗位流动和调整机制,实现科研队伍的动态调整和优化,保证评议工作真正产生实效。”

  中科院认为,在国际评估过程中,专家委员会的评价在突出科学性的同时,又不失对国情和院情的考虑,评议结果具有很高的针对性和指导价值,建议继续推进该委员会的评价工作,全面推动中科院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所的快速发展。

  在听取了国际评估委员会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的评价总结后,清华大学一位校领导表示,这是他参加过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作为校领导,在听取了专家建议后,在经费的投入、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力量上,心中更有数了。

  王小凡认为,国家在科研投入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软环境理顺。大家都明白我们在很多地方需要进步,但很多人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学术专家主导的评估体系是科研软环境里的重要一环,需要着力建设;过去不完善的评价体制应该通过推广新的评价机制来改进;经过3年时间的摸索,历经对8个中科院研究所和一所重点大学生物医学学科的国际评估,相关的经验已经比较成熟,应该推广到其他生物相关的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