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危机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科技危机，也是社会性的文化危机；应该提醒我国“核安全”及其伴随的“安全文化”问题，尽早地列入有关部门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

　　早在1986年，IAEA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交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后审评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就提出了“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的概念；5年后又发表专著《安全文化》。这在核工业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和认同，“安全文化”的社会建设和评审工作成为人类保障核安全，进而未雨绸缪实行“纵深防御”的重要措施与核心理念。

　　这里的“安全文化”，指的是存在于核工业界各单位与个人中的种种特性、态度及其产业化实践的总和；这种概念首先要求核电厂的安全问题必须保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它强调的既是态度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既和工商单位有关，同时又和民众个体有关；尤其还必然地牵涉到处理所有核安全问题时，单位与民众应该具有的正确理解能力和必须保障的执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