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生源危机袭来 民办高校难逃破产

2011-8-22 08:5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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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上半年《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发布以来,有关高校生源危机的讨论便持续不断。不少专业人士认为,生源危机既让一些学校面临重组甚至破产的压力,又是推进高考改革、促进高考公平的良机。

  针对生源危机,学校、教育行政系统是否作好了相应的准备?这一危机对高校尤其是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高校破产已经到来

  记者:分数见底仍“吃不饱”的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在生源危机问题上首当其冲,有人称这些高校面临重组甚至破产的压力。您认为破产是否真的会到来?

  熊丙奇:从目前来看,陷入生源危机的学校,主要是在第三批及之后批次、“层次较低”的民办高职高专、民办本科院校和独立院校、公办的高职高专。985、211院校,地方建设的公办本科院校,由于放在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招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难以感受到生源数量变化对它们的影响。

  “破产”其实已经来了,不少实行非学历教育的自考助学教育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接下来就是学历教育机构,有的学校虽然并未走“破产”程序,但实际上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

  我国有企业破产法,却无学校破产法。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有关于高校变更、终止的法条,但高校破产申请、破产程序、破产后资产重组和学生去向安排等缺乏细则,并不清晰,尤其是涉及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变更和终止。另外,对于公办学校,没有相关的变更、终止的规定,在法律的修订中,有必要对这一部分进行建立和完善。

  记者:针对这些高校的破产,我们是否作好了相应的准备?

  熊丙奇:前面提到了法律上的缺位。在政府层面上,教育行政系统对生源危机并未作出积极的应对。教育部在2009年发布了学生弃考的数据,但这两年没有继续发布弃考数量,而是强调高考报名人数减少,原因归结于适龄生源减少以及复读生减少。从教育部有选择性公开的信息来看,公众很难意识到生源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能致使受教育者在作教育选择,学校在作规划调整时都难以应对。 

  另外,发达地区的生源减少,应该是调整各地生源指标、促进高等教育录取指标均衡的大好时机,但观察各地的重点高校,并没有顺势缩减在当地的录取计划,地区间的不公平(从录取比例以及录取结构看)并没有缩小。

  其实,一些民办高校、高职高专已切身感受到了生源危机,从去年的高考招生中,有的地方的高校(包括二本院校)在招生中已经遭遇零投档。但在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囿于计划招生中最后的录取批次,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办学质量,保证生源质量。

  自由转学制度的时机已成熟

  记者:如果一些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破产”之后,不少学生将面临转学的问题,高校自身、政府、教育行政系统当如何应对,来保证学生的权益?

  熊丙奇:转学问题在非学历教育的学校已经出现,一些自考助学的教育机构由于生源减少而倒闭,倒闭之后原来在校的学生就变得无学可上。学校不像工厂,工厂一旦倒闭,产品可以处理掉,但学生是受教育者,学业的延续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近几年,澳大利亚和日本有一些高校破产,但学生的继续求学问题并不突出,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拥有一套较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比如学分互认,自由转学。在国内,如果出现学校破产等情况,通常采用的还是行政手段,直接安排某所学校接盘,而不会考虑通过政府宏观协调、学生自由选择、学校自主接受的市场机制来解决。

  对此,国内教育行政系统应切实推进教育改革,为学生的“退出”和“再进入”提供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打破计划招生下批次录取对高职高专、民办高校的不平等,建立起以自主招生为基础的高校招生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更灵活的学籍管理体系,推进学校学分互认。

  另一方面,要加大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让学校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主动提高自身办学质量,在市场机制下平等竞争。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在现实层面上,放权过程非常缓慢,很多权力仍然集中在政府手里。

  记者:对于高职高专类高校,自由转学制度在当前确立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熊丙奇:当下看来,在高职高专层面上,推进自由转学制度已经具备现实条件。第一,按照教育规划纲要,高职高专的招生录取改革方向为“注册入学、申请入学”,实际上就是自主招生。在入口实现了申请上的自主选择入学,读了一年后,便可以同步推进自由转学制度,通过“申请入学”转到别的学校,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可以持续这个政策。

  不过目前来看,确立自由转学制度还存在一些来自校方的阻力,部分学校从自身的生存利益考虑,不愿放手让学生转学。转走一个学生,就少一份学费收入,转的学生多了,人去楼空,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

  民办高校的历史使命并未终结

  记者:随着生源危机的加剧,一些声音称民办高校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在您看来,民办高校的寿命是否会由此终结?

  熊丙奇:生源的下降,让今后扩招的速度严重减缓,这种情况下,公办学校招生尚且有难处,民办学校的生存压力将会更大,但是,民办学校不该因此而终结,也根本没有完成使命,其使命也并非单单是从提升毛入学率上帮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应该进一步扩大,而非消减乃至消亡。一个良好的教育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结构——北大清华最好、其他学校递减。培育多样的高校环境,形成教育的多元选择,才是国内教育结构发展的方向。应让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让部分公办学校私立化,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集中力量办好基础教育、公共教育,另一方面,财政上的相对独立也会增加高等教育的活力。

  另外,不少地方不断地对一些地方学校进行升格,其意图就是要减少、逐渐消灭高职高专层次,以使本科学校增多、本科录取率进一步提高。对地方政府来讲,压缩高职高专的规模,增加本科招生比重,如此满足了政绩和公众都想上本科的需求,但教育结构是否合理需要打一个问号。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才能否产生相应的贡献,要看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如果培养的本科学生,毕业了做的却是高职生就能胜任的工作,这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费。

  记者:在目前生源危机“倒逼”教育改革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能否取得真正的进展?

  熊丙奇:现在的“倒逼”改革,走的其实还是行政主导改革的模式,无非是想通过外部的压力,督促行政改革。问题是,如果行政还是不改,该怎么办?这种改革模式,很难指望行政力量主动放权,给自己“找麻烦”,对既得利益实行切割,这或许只是一个无望的期待。

  因此,生源危机“倒逼”的教育改革,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改革,而必须由全国人大主导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发动公众的参与。在这种模式中,改革方案由立法机构讨论、审议,政府机构则是方案执行机构,不管政府行政部门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按方案推进改革。如此,改革才不能虽有各种办法,却最终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