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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毒大米溯源:地方政府难对污染国企实行治理

2013.5.20

  本次广州查获的湖南“镉米”均来自当地有色金属之乡;苏南土壤重金属污染亦催生问题水稻

  伴随着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广州食药监局”)挤牙膏式的通报,“毒大米”再度占据食品安全的舆论中心。

  上周,广州食药监局公布食品抽检结果。千呼万唤之下,该部门公布了镉超标大米的产地,8批中有6批来自湖南,且均产自当地有色金属之乡。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产稻大省湖南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到了亟待“还账治理”之时。当地正在攻关稻米镉污染削减及快速检测技术也从侧面证实了“鱼米之乡”遭遇“有色之乡”的环境隐患。

  与此同时,本报记者获取的科研数据显示,江苏南部局部也陷入了土壤镉污染的困境。亦喜亦忧的是,当地政府治污已经从观感上改善了空气环境,只是在常年渗透、沉淀之下,隐蔽的土壤金属污染尚未引起一些农户的关注,其治理成效几何尚待观察。

  被要求公开的信息

  广州食药监局5月16日公布餐饮环节一季度食品抽检数据,在抽检的18批次米及米制品产品中,有8批次产品镉超标。但是并未公布所检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名单。

  在外界对于信息公开的呼声下,广州食药监局17日晚公布了四家被检米及米制品镉超标的使用单位及其镉含量,但是仍旧没有公布不合格米及米制品的品牌及生产厂家。

  又经历了一天的舆论拷问之后,18日晚,广州食药监局公布了不合格米及米制品的生产厂家及品牌情况,其中来自湖南的大米有6批、来自东莞的有2批。

  通报说,这些米及米制品的镉含量抽检,是在部分餐饮单位进行的针对性抽检时发现的,并不代表广州的整体情况。

  新华社昨天发文追问称“官方对于产品流向及查获数量则仍未公开”,同时援引广州市民的话称,“真话只说一半就等于是假话。”

  “我们还要对此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昨日,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自今年2月份被曝光存在“问题大米”以后,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对这些大米的去向进行排查。

  而对于广东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该官员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称“很多工作都在进行中”。

  今年2月份,一则“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的报道引发舆论关注。《南方日报》报道称,2009年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南购买的上万吨食用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深粮集团只退了一百余吨湘潭大米,其他都被降价处理。对此,深粮集团公开表示报道不实,称确保从深粮层面“没有一粒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

  根据卫生部的资料,大米是我国居民膳食镉的主要来源,控制大米镉含量几乎能控制我国居民二分之一的镉膳食暴露。

  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

  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一部分,原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规定,大米中的镉限量为0.2毫克/千克。有专家称,这一标准比世界各国标准严格。

  鱼米之乡遭遇有色之乡

  广州食药监局通报的超标大米批次分别来自湖南攸县和衡东县的厂家,这两个县分别位于湖南重工业城市株洲市和衡阳市,都是有色金属之乡。

  株洲为全国闻名的重工业城市,不但是“中国电力机车之都”,而且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环境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由于株洲地处湘江中游,其对湘江的污染程度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株洲市“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15年,镉排放量削减30%以上。2010年,当地镉排放量控制在2吨以内。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株洲多年前便提出重金属污染治理一揽子措施,但落实效果有待加强,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很难对一些大型国企“开刀”。

  4月下旬,本报记者在湖南最大的稻米市场兰溪米市了解到,这里多家米厂已停产关门,部分地区大米销量急降六成,米价大跌。

  湖南一名官方人士称,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的环境治理欠账太多,近年政府已经有所重视,但客观地看,这些治理只是止住或减少污染,原来几十年沉积下来的(污染),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消解。

  据该人士称,现在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污染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状态,另一方面,湖南作为重要的稻米产销大省,假如真的让已污染土壤实行先治理再种植,那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稻米镉污染削减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纳入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并通过中期评估。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一名专家2008年曾致信湖南国土资源厅呼吁点出“毒大米”的危害。作为洞庭湖区生态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的参与者,他在给本报记者发来的信中称,举世闻名的鱼米之乡洞庭湖区所产之晚稻米如果真有相当比例超标,是异乎寻常的。

  他认为,湖南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可能并没有想象的严重,但呼吁政府对一些问题做出澄清。

  关于大米污染,他说:“一是农业的点源受污染,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工厂,排出的污水含镉,这就是点源污染。”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镉就会越积越多,土壤中的镉含量高,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会更高,再到以后可能就不可收拾了。”他说。

  苏南污染样本

  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东北、西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六个地区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场售大米镉超标。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

  今年4月份,有媒体报道称,国土资源部的一项公益性科研项目发现苏南局部地区也出现“镉米”。

  这项由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承担的项目对苏锡常典型地区土地重金属污染进行了监测与防治研究。该研究院通报称,苏锡常地区自2005年至2011年这6年期间,其地表土壤中有37.5%的样点镉含量处于增长状态,一般增幅为平均每年0.03毫克/千克左右,最大达到平均每年0.2毫克/千克。

  报告中的一段文字读来刺眼:离太湖不远处有一乡镇企业聚集地,当地有多家企业直接将排污口对准其厂外的河道,导致一条河流中河泥的镉含量高达1500毫克/千克以上,该地稻米的镉含量一般大于0.5毫克/千克。

  “因使用该河水作为灌溉水,导致在该河流附近出现了上百亩的‘镉米’产地。”报告称。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晓蓉告诉本报记者。王晓蓉的团队担任了上述项目的后期修复试验研究。

  该学院一名研究生参与了这个项目,在其样本监测数据表中,本报记者发现,最醒目的一处地块其土壤含镉量达到了18毫克/千克,而此地块就在江苏宜兴丁蜀镇。

  “陶都”宜兴地处“包孕吴越”的太湖之滨,公开报道显示,2005年,当地发生过稻田污染。

  丁蜀镇,是宜兴紫砂壶的主要产地,这里曾经有两三百家琉璃瓦厂,烟囱伫立全镇,放出煤烟。本报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在近三年间,丁蜀镇陆续关闭了烧炭的琉璃瓦企业。

  浙江人袁宝明在丁蜀镇一座陶瓷厂的西北面承包了10亩土地经营大棚,他还记得三年前,眼前就有好几家琉璃瓦厂的烟囱,放出的黑烟落在大棚上,让他不敢开棚。

  村民长期的反映催促着丁蜀镇乃至宜兴市加快整顿琉璃瓦厂,另外,丁蜀镇还关闭了全镇所有的锂电池厂。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为了保护环境,所以一刀切都关掉。”丁蜀镇政府环保科科长鲍至鹏对本报记者说。

  然而,袁宝明并不知道,在他承包大棚的东面,南大环境学院监测到的样本土壤含镉量超过了18毫克/千克,而水稻含镉量为0.52毫克/千克。

  琉璃瓦厂的关闭让袁宝明等农户直观地感受到了空气质量的改善,然而他们并不懂得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意义。5月下旬,他又将把成熟的小麦运至附近的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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