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了奖为何还压抑?基础科学研究者呼唤社会理解

2011-1-20 09:11 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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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感到很压抑?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的喜中之忧

  “这种项目怎么还会得奖?”坐在旁边的一名媒体同行横扫了一遍项目简介,再把一行行字母和专业术语瞥了一眼,仍然无法理解之后,小声地冲我嘟哝,“看不懂,这有什么用?”

  我愣了一下:“自然科学奖就是这样。”

  这是发生在2010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项目集中采访会的一幕。

  在这次采访会上,作为受访者的中科院院士段树民,显得有点落寞。由他和同事完成的“胶质细胞新功能的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胶质细胞没有信息处理功能,而段树民的研究发现,胶质细胞参与学习记忆等脑高级活动,可以帮助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脑工作原理。

  但比起紧密联系国家建设、相关老百姓衣食住行等科技成果,“胶质细胞”实在太“阳春白雪”,和者甚寡。

  轮到提问环节,也只有一个专业科技类报纸的记者提问,而他的问题,又似乎不太“自然科学”:“这个项目能应用吗?”

  “这就是转化医学要做的工作。”段树民回答得干脆。

  之后,没有围追堵截,也再没有记者去采访他的项目。

  “其实,科学探索,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就像踢足球,很好的球员,不一定就有进门的机会。成功有时靠运气。”段树民举例说,“比如研制新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周期非常长,有的要花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不可预期,不可能一两年就应用。”

  “现在一谈到基础研究,人们就常忘记了它的本质,只有谈到应用,才能抓住兴奋点。”这令段树民很是郁闷。

  “其实,媒体报道我们也是勉为其难。”与段树民有同感,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彭练矛坦承,“不单是记者,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了解和理解都不够。”

  在表彰后的喧闹采访报道活动中,有这样一群人,总是难以被大众聚焦,成为甘坐冷板凳的“小众”。

  上世纪90年代回国的彭练矛,意识到微电子学发展到2020年后必将走到物理极限,因此早在10年前就盯住下一代电子学,选定碳基纳米管和石墨烯作为研究材料。

  “科学研究肯定要经过追赶、跟踪的过渡阶段,但我们不能永远追随发达国家的框架、方向和标准,进行‘零敲碎打’的工作。否则最终也是在科技制高点上受制于人。”在彭练矛看来,必须要在源头创新,在原创领域引领,瞄准国家未来二三十年后的产业进行前瞻性研究。

  “以我所研究的纳米领域为例,我国发表的纳米科技论文总量近年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自称纳米科技大国,为什么不敢拍着胸膛说是纳米科技强国?”彭练矛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纳米研究还出现结构上的滞后,如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低端的纳米材料制备,而与未来技术密切相关的纳米器件、纳米加工等领域却相对薄弱。 “可是,我们总有一种惯性:看看别的国家做什么,我们再去做什么;看外国做得怎么样,我们再进行判断和决策。”彭练矛说。

  彭练矛很欣赏苹果公司的坚持和韧劲,虽然“拿此比喻基础研究也许不恰当”,但彭练矛还是认为,“即便在应用领域,苹果公司始终坚持自己的产品研发思路,追求完美,初期没有把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在遭受冲击时仍坚持自己的理念。结果,好的东西在积淀了若干年后,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潜能,并引领了整个行业”。“给基础研究投项目,希望三五年就出成效、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基础向应用转化十几年后才会见到效益。”

  中科院院士戴金星获得的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戴金星研究的“中国天然气成因及鉴别” 改变了中国勘探天然气的指导思想,煤成气占全国探明天然气储量从9%增加到69%。

  “30年啊,整整30年。”戴金星掰着3个手指头告诉记者,煤成气的理论开始也遭到反对,让大家接受也是个长期的过程,然而,一旦理论获得突破,指导应用的效能是巨大的。“科技进步以及应用产品的获得,都是因为理论上有所突破。强国必须要强基础研究,当基础研究积累到一定量后,必然会有一大批原始创新的成果迸发。”

  “突破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急功近利的导向不得到彻底改变,踏实做基础研究的人就很压抑。”段树民感慨,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大家都有点心浮气躁,对基础科学研究者也缺乏尊重,身边有些从事前沿高端研究的工作者面临着生活和兴趣的矛盾。

  少一点亦步亦趋,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仰望星空”;少一点急功近利,给我们多一点精力脚踏实地。采访中,不少像段树民一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发出呼吁:鼓励自由探索,不再让科研人员为频繁申请项目而苦恼;以人才为导向,对认可的团队给予稳定支持,简化后续复杂的评审;注重政策的延续性,一旦确定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摇摆……

  “我们经常提科技成果转化,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等的原创成果,我们转化什么?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段树民说。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年国家科技奖励公报上,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